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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这个事本身就是简单，就像一个植物的发芽开花一样，都是特别自然的一件事

以前觉得写作最快乐，现在觉得拍电影最快乐。


关于朱文的电影其实我们知之甚少。
比如《海鲜》，比如《云的南方》——《海鲜》连盗版碟都没有，《云的南方》曾在中央台的某个频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播放过，而且据说是在深夜。
朱文本身谈自己的电影也很少。他在这方面，有惜字如金的意思。
他很少出现在媒体，但他也不神秘。至少，他没有把自己打扮得很神秘。他可能要比过去胖一点。衣着普通。一脸和蔼笑容。他不倨傲。他出现在清华南门的某个咖啡屋里，戴着一顶帽子四处张望，这时候，他有点像他过去的青春期，张望着，逡巡着。这是朱文。非常具体，身形高大。但是无法继续了解他的前史和未来。任何一个热爱过文学的青春期的文学青年都有可能热爱过朱文十年前的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我爱美圆》、以及《人们到底需要不需要桑拿》。他的小说那么特立独行，极度个人化，荒谬而滑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那是所有人的青春期吗？
朱文的敏锐在于，他比任何一个人更快速地记载下来，并且，迅速放弃了写作的营生，投向他更热爱的电影。就像1994年，一个持有2000吨级司炉证，擅长在图纸上雄图伟略的杰出工程师，突然打算离开这个游刃有余的岗位，（也有传说是被开除的）开始不靠谱的写作生涯。他知道自己天生是一个作家。他现在又要证明他天生是一个导演，他不认为陈凯歌、张艺谋是天才导演，因为他们都没有原创性，只依赖于摄像和剧本。他的自信是经过验证的，所以并不令人生厌。
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朱文展示了他的机智，敏锐和配合的笑容，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后他就消失了。我忽然有些狐疑，是不是所有的，60-70年代的导演，都要给人留下这样的一种印象，就是他们对生活的无限理解，对经验的剖析，都带着一种有着适度骄傲，有着尊严的个人痕迹。他们这样无声感动着某一代人，或者少数人，以及未来可能的大多数人。


二、
“以前觉得写作最快乐，现在觉得拍电影最快乐。” 2001年，朱文开始转行做“电影”，他非常自信，甚至有点自负：“在我还没有动笔写小说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是个大作家，就像还没拍电影，我就是大导演。”他并不想把自己“献身给任何职业”，是作家，还是导演，还是诗人？“你想我是什么，就是什么”。
把写诗比喻成做爱，写小说像生孩子，把拍电影说成是个大工程，“而且是巨大的工程。”显然他的工程已经有所收获了，正如他在之前所说的那样，他的确可以配得上“导演朱文”这个称号了。2001年他编导的电影《海鲜》，在58届威尼斯影展上获得“评委特别奖”、23届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奖。他为人做嫁衣的功夫也是一流，为导演张元所写的《过年回家》剧本也让后者在56届威尼斯影展摘下“最佳导演奖”。另外，他所执导的《云的南方》，也深受青睐，至今没有大范围放映过。朱文以烹制小鲜的心态完全了几部电影， “当导演没啥牛的。我自己感觉写诗最难，写小说次之，拍电影再次之。从某种角度说，我干的事情越来越没啥意义。”他这样随时随地地改变，反对，亦此亦彼。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拍电影不挣钱。

他认为至今都没有碰到对自己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电影：“也许因为关注电影时岁数已大，成型了——喜欢的当然很多，塔科夫斯基、伯格曼等等，基斯洛夫斯基的也喜欢。基氏的气质跟他拍过多年纪录片有关。对灵魂的追问贯穿他所有的作品。那种质地的影片在我们国内还很缺乏。”
“说到底，我们这个时代最匮乏的是信仰。”


三、

可能在1996年，诗人、小说家何小竹在成都一家名叫“大音棚”的夜总会当总经理。有人通报说，有人要见他。于是，“这人于是骇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长发梳着马尾，T恤，牛仔裤，巡洋舰大皮靴，背上一只高耸过头顶的旅行袋，一看就知道是个搞艺术且正‘流浪’着的人。”
好事者可以在何小竹的回忆中，了解不少关于他的江湖传言，比如他的“经济价值”，比如1999年在成都举行“电影与文学”的讨论会，朱文和韩东、于坚、伊沙以及吴文光、贾樟柯、陈凯歌等是分属文学界和电影界的与会代表。有位出得起钱的朋友提出，只要朱文能参加，就愿意出所有与会人员的往返机费。最后朱文一下飞机，大家都说“朱文，你真牛逼！”
也有人津津乐道于朱文的狂放不羁，他在许多公开场合同样出言无忌。有一年，茅盾文学奖评委一行70余人在江苏座谈，他起来发了言说，“我知道每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时，中国作家就会痛经一次，但令我诧异的是，茅盾文学奖也能让作家们痛经。茅盾文学奖是什么？是狗屎！”有些人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于是朱文又重复了一遍。
更有一则故事可以作为佐证。做朱文还不是导演朱文的时候，参加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一位大导演直言对朱文非常欣赏，希望有机会可以合作。换成别人也许早就受宠若惊，而朱文似乎充耳不闻，敷衍了事。何小竹把他比作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
在朋友们的眼里，朱文看起来永远都是那样“阔绰”，通常都是在饭局上买单的主。即使在困顿的时候，他也同样会热心地解决潦倒之交的经济问题，颇有几分燕赵豪侠之气。朱文1994年扔掉工厂那只“铁饭碗”之后，一直在靠写小说和剧本谋生，虽然生活时有拮据的时候，他慷慨的性子却一直没变。何小竹回忆曾经和朱文一起吃过的饭局时，说，“ＡＡ”制之前，朱文与韩东常常就是聚会后的“买单”之人；而在ＡＡ制后，凡有女士、客人与没有单位的人在座，费用也是由朱文、韩东共同分担。

他在南京、北京两地跑，在北京多些，四、五年了。“南京那么多朋友，抬头不见低头见。北京地方大，每个人都更可以过自己的生活”。 “君子之交淡如水”，在他的朋友中，大家所熟知的莫过于长期居住南京的作家韩东。朱文与韩东是南京写作圈中的铁杆，两人意气相投。朱文经常和朋友们在一起踢足球，一起挥汗如雨、酣畅淋漓，他踢前锋也踢后卫，虽然很少进球，但至今依然不亦乐乎。和朋友在一起喝酒聊天，是经常的事情。但朱文很少和朋友谈论文学和电影，和许多平凡的男人一样，他们谈论女人，当然，有时候什么也不谈，只是在一起喝点酒。
兴趣十分广泛，除了喜欢踢足球，还会弹唱吉他，曾经组过摇滚乐队，也没想过出唱片。这体现出朱文一贯的做事风格，完全是出自兴趣，而很少考虑其他，但一旦决定去做，就会满怀激情。有知情人说，朱文在拍电影的时候平时很不一样，充满激情，仿佛在做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很容易感染到周围的人，让人感到他生活的姿势是前曲，时刻在奔跑或者准备奔跑。 “我要工作，什么活儿都愿意干。对生活不能老采取守势，态度要积极，不能说我就要这样下去，这是抱残守缺。”
他喜欢独处，一如喜欢和朋友在一起。 “孤独是永远的一个问题。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对它着迷，对它敏感，尽管它实际上是非常普遍的人生境遇。”
那天下午，昏暗的咖啡馆里，一个工科生接受另一个工科生的采访，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海鲜？为什么拍海鲜？海鲜。。。。。。海鲜好呀，好吃。蛋白质。。。。。。”

“我没有忧郁症。”被强迫谈论人生时，朱文说，“活在这个星球的表面，非常可怜卑贱。”“人类都没前途，我有什么前途？”既然朱文这么说了，这么自然，我就不假思索地信服了。然而关于人生的虚无感，却没有机会深入地探讨。那是一场工作。只是技术性地聊天。他说，录音是在录吗？我说，在录。会做成访谈吗？我说，会做成访谈。他说，我能看看吗？我说可以。他说，不给也可以，我只是担心有错别字。我说，会有错别字的。



吴虹飞：能否先谈谈你的新电影。目前进展如何？是否遇到些困难？
朱文：新电影还是一个未知数。原先想拍的《我的哥哥，我的妹妹》因为不能通过审查就搁下了。说起来也是一、两年前的事了。我的动作很慢。手头在准备的电影还不适合谈论。我将以最大的耐心来等待这第三部电影。

吴虹飞：是否能够谈谈你的三个电影？是不是有什么脉络可以依循的呢？

朱文：我一直不喜欢谈自己的作品，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更何况是谈你都没看过的作品。现在我被迫成为了一个“有些神秘的”导演，听说过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没见过。我对这种处境并不是太反感。它们当然是不同的，我希望它们非常的不同。《海鲜》考察了一个善恶问题，涉及到性、暴力、政治。《云的南方》关注的是时间、空间的问题，讲一种不可能的生活，其中也有性，也有政治。不管它们多么不同，一定会有你所说的脉络可寻，这个工作留给别人做吧。

吴虹飞：谈谈你的《达马的语气》，你即将出版的新书。
朱文：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选，说起来我的作品以短篇结集的方式出版还是第一次。虽然都是旧作，但是还是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点新意。这些年很多读者，包括一些国内外的研究者，都抱怨市场上买不到我的书。对此我负有一定的责任。我的想法是，想忘记它们，想重新做人。哈哈。这有点过于天真。我以前出的书版本大都非常难看，偶尔在书店遇着，我都绕着走，这伤了我的心。现在这本书的策划是我的朋友楚尘，他送给我两百多本新书，让我看到这些年国内印刷术的进步。这极大地增强了我再版的信心。

吴虹飞：写作与你，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你说过，“就像一个植物的发芽开花一样，都是特别自然的一件事”？为什么写作？你是如何走上写作道路的？你的文学情结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诗歌情结（你的诗写得很好）？而小说中的虚无感又从何而来？你看待诗歌、小说和电影的态度，前后有变化吗？

朱文：我说过类似的话。就我本身而言，“写作”的发生是静悄悄的，就像夏天，一场雷阵雨以后，院子里忽然长出一丛蓬蓬勃勃的杂草。跟草坪那种还是两回事。

现在看起来，所谓“走上写作道路”是和青春骚动、寻找一种自由自在生活的冲动搅在一起的，叛逆、反抗，不想循规蹈矩。动作性很强，“文学性”次之。而“写作”的职业性是我一直不太接受的，这一点到现在拍电影也还是一样。为什么写作？玩呗。说实话，我的写作观念非常过时，始终相信写作与内心有关，与内心的挣扎有关。我欣赏很多种写作，但落实到自己，只会选择这一种。
我没什么文学情结，也没有什么诗歌情结。小说中的虚无感从哪来，从生活中来，从脑袋里来，从说不出的什么旮旯里来。
我看待诗歌、小说和电影的态度。我打过“喜新厌旧”的比方。你以为她们是你生活中的三个女人，其实是一个女人。


吴虹飞：1989年你从东南大学动力学系毕业，分配到一家国家重点工程做了五年，建了一个发电厂？能讲讲当时的工作情形？我还看到有关的访问，感觉虽然你和大家相处很好，但基本上还属于异类分子？1994年，你为什么从工厂辞职，辞职后你做了什么？

朱文：应该这么说，我作为一个刚踏出校门的大学生，参加了一个新建发电厂的建设。那五年生活在我的小说中隐约可以见到。我和大家相处得应该不错，不认为自己是异类。但是如果大家认为我是异类，我也没法否认。我对集体生活并不十分过敏，工作也认真负责，不争取升官，也不争取奖金，更重要的，在单位里从不乱搞男女关系，这样的职工我想放在哪里都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那种生活太枯燥太重复了，逼得你要乱搞。所以我辞职。辞职后东游西逛，打发了十多年光阴。如果不是这些书、电影，都在那里，证据确凿，还真不好总结自己这些年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吴虹飞：你说过，“在开始写作以前就没怀疑过自己是个大作家”，这样的自信颇是让人钦佩，这样的自信从何而来呢？在我看来，我觉得你一直是处于一种青春期的写作，一个无限延长的青春期，里面锐气和才气逼人。你把才华用到了很合理的地方。我想到后来你放弃（停止）写作，是否也意识到自己的才华的施展的方式问题？

朱文：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自信，只是并没有什么让人钦佩之处。内心感觉有时不是虚幻之物，也是事实的一种。说出它，非常简单。如果它是一种错觉，很快就会烟消云散的。毕竟我们不是什么都能解释清楚的。
拍电影也是一种写作，只是换一种语言。

谢谢你的夸奖，写作也许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青春写作，一种是智性写作。前者是不计后果的、本能的，甚至是有些盲目的。想清楚以后可能就没法写了。我的写作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或者说兼而有之。

吴虹飞：我的初步的判断是，你是一个乐观的人，这大概是出于天性和工科的背景。但是你的虚无感是一样地强烈。你笔端所描画出的焦虑、空虚与绝望，有你自己生活的影子吗？

朱文：我相信你的近一步判断也将是如此。一个如此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一个如此乐观的悲观主义者。要以一个简单的结论来描绘一个人有时非常困难。如果我不打算隐藏自己，你就会在我作品中看到我生活中的影子。有时我不想打开自己，你也不会什么都见不到，会见到另外一种影子。它只是影子而已。一定是有的。

吴虹飞：非常抱歉让你在这里谈论人生问题。你认为人生下来就是这样卑微可怜的？你是同情人类本身呢？还是带着一些小小的嘲弄戏谑？你认为你在自己的作品里嘲讽过人生吗？你有宗教信仰吗？
朱文：哈哈！谈人生为什么要抱歉？实际上我是很喜欢在饭后谈人生问题的，只要不吃得过于油腻。人这样的造物本身既不高贵，也不卑贱。在我们的眼里才有了这样那样的分别。我想我的作品中首先充满了自嘲。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自嘲有时是一种必要的态度。
你有宗教信仰吗？一个人如果不是基督徒、不是佛教徒、不是婆罗门教徒等等，没有皈依任何一个宗教，没有完全认同任何一种教义，他是否还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
每次填表的时候，我都会空下这一栏不填。

吴虹飞：你在上大学的时候做过很短时间的摇滚乐队，弹过吉他。八十年代末的电吉他，听你说你买的最贵的，1000多块钱，进口的。还记得大学期间在台上演奏吉他的情形吗？是不是觉得很酷和很拽，或者，非常激动？

朱文：我上大学时还没有听说过有摇滚乐队这种东西，和现在相比，当时的音乐生活十分贫乏。邓丽君、刘文正什么的，开始连罗大佑都没听说过。只是跑到女生楼下弹弹吉他唱唱歌那种。长头发、弹吉他、打架斗殴等，那时都是不良青年的特征。我是买过一把很贵的电吉他，那是在参加工作以后，不然买不起，后来送给了我弟弟。在大学里我也省吃俭用买过两把木吉他，一把“金雀”，一把“红棉”。那会乐队的出路无非是在舞厅伴奏挣点小钱。没有觉得很拽，因为买乐器的钱都挣不出来。在大学舞台上，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号称“三个火枪手”，穿着红衬衫、弹木吉他唱歌，现在看来傻疯了。九一年我开始写小说以后，就再也没有摸过吉他，只是听音乐作为习惯保留了下来。


吴虹飞：似乎在《我爱美元》、《什么是爱什么是垃圾》，以及《弟弟的演奏》等小说里，男主人公很少有胜利的姿态？是不是孤独和虚无的呢？不恰当地问一句，和塞林格的主人公有相似之处吗？

朱文：你说的是《麦田守望者》里的主人公吧？那我觉得不像，那是个中学生，而我的人物至少也是大学生，更多的是三十左右的成年男人。如果你是指“反英雄”的形象，那在各国文学中都能找到那么一种类似的。塞林格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家，特别像传说中的好作家，我很喜欢。“麦田”我觉得一般，我更喜欢“九故事”的几个。



吴虹飞：你认为国内哪个作家，其作品有意义？你还关心国内作家的写作吗？同为南京的作家，请比较下你和韩东。
朱文：作品有没意义，什么样的意义，我越来越不习惯这样去判断了。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作家、选择作品。我接触一本书，接触一个作家都是随缘的，没有特意去做。离开南京的氛围以后，接触到的更少。一些更年轻的，像你这样的作家，把书送给我，让我不至于过于孤陋寡闻，我都认真拜读了。相当好，各有各有的好。我像一个退休的老作家一样为你们由衷地叫好。

韩东是湖南人，江苏洪泽长大，我是福建人，江苏宝应长大，但是我们死活要被当作南京作家了。我和老韩性格区别很大，这决定了我们各自作品的面貌、倾向。作为作家，他具有天生的使命感。这一点我不具备。他的敏感气质、好斗的习惯和百折不饶的韧劲等等，无一不是一个一流作家命运的稳定因素。我喜欢吃肉，老韩喜欢啃骨头，而且是啃那种在我看来非常没有价值的骨头。还有一个大的区别就是女人，在女人方面我们不太一样，究竟怎么不一样就不细说了。


吴虹飞：过去你似乎不能接受稳定的生活，很多事情不能循规蹈矩。那么现在呢？你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有些满不在乎的样子，还有些人认为你很张扬？（在我看来却还恰当得体的）这样的性格是不是还是导致你是不稳定的？我是说，没有象中产阶级一样，而只还处于一个游荡的，在路上的状态？

朱文：我努力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天性温和，也不喜欢张扬，如果给人留下了相反的印象，可能是很不凑巧，因为这样的时候并不多。有时候是故意为之，不是为了引人注目，而是因为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并不健康，必须有人说点啥，必须听到一种声音，就算它是微弱的，但是不说不痛快。
稳定与否是相对的。即使别人觉得很折腾的时候，可能自己正很享受稳定呢，别人觉得你稳定的时候，可能你正折腾得半死。我与火热的社会生活严重脱节，“中产阶级”是哪样不清楚。就我个人感受来说，特别年轻的时候当然喜欢到肮脏的地方去寻找美，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越来越习惯于到稍微干净一点的地方去寻找美了。美就是美，不管是从哪来的。

吴虹飞：你平常喜欢干什么？你孤单吗？你害怕孤单吗？
朱文：我的日常生活很单调的。做电影以后比以前闲，所以也比以前有时间去读闲书。在北京朋友也少。没有什么毛病。据说抑郁是成功人士的一种标志。孤单是肯定的，孤单啊孤单，但不是问题。

吴虹飞：描述一下你的家，什么样子？
朱文：窗明几亮，通风良好，有个院子，种了几棵树。
吴虹飞：如果愿意，谈谈爱情。
朱文：“爱情”这个词容易让人困扰。去除爱的虚荣。去除性、占有、贪婪、愚痴的诸多欺骗形式……我现在相信两人共同生活的价值。

吴虹飞：还有谈谈你对道德的看法？你如何看待小说和电影，甚至艺术中的道德问题？
朱文：每个人都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但不可以影响到别人做别人想做的事。
写下后，我就一直在琢磨……
如何看待艺术创作中的道德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我们可以展开讨论。也许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讨论本身表示了对问题的关注。

吴虹飞：你的生活里出现过奇迹吗？你的痛苦是什么？你的幸福是什么？你对未来，还有什么设想、希望，和憧憬？
朱文：生命是一个奇迹！生活是一个奇迹！没有更大的了。
我的痛苦，就是正在经历的生而为人的各种痛苦。人人经历的，我概莫能外。痛苦的反面也不是幸福，是内心的平静，或者麻木。
幸福是另外一回事，幸福是爬山的途中忽然来了一阵风。
我时常感觉自己是个幸福的人。对未来我不十分憧憬，但并不能说明我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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