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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吴虹飞

朱哲琴轻轻掠过你身边，你甚至不容易注意到她。个子不算太高，蓝色小T恤，牛仔裤，素面朝天。接受采访时，她一直会笑。她容易给人留下美好印象。眼睛很深，很大，很黑，象潭水。这时你会想起她的部分照片，相当冷艳，神秘，一如她的唱片竭力给人留下的印象，浓郁的东方情调，低调但是极度艺术化的生活方式。
其实她来自广州，一个最早开始商业化的，繁华喧闹的大城市，那里曾经是中国流行歌手的大本营，培育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歌手：陈明、陈汝佳、杨钰莹……一个个如流星划过天际。
每一个精灵都有渊源和前史。
朱哲琴的父亲原来在广州市政府工作，文革期间下放到了“干校”，“文革”结束回到广州，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科学杂志《科学世界》。朱哲琴祖籍湖南，生于广州，在家排行老三，家里兄弟姐妹多，她淘气过，可是父母却从不打骂她。
她的音乐天赋可以说是“从小就无法遮拦”，据母亲说，她出生那天是产房里哭得最好听的婴儿。七岁时候她自己瞒着家人考取了广州 “小云雀”少儿合唱团，自小出类拔萃，“每一个样板戏我都能倒背如流，每一个角色我都会唱”，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中山纪念堂、七星岩歌唱，13岁灌录儿童演唱教材。
家人并不支持她唱歌，以为那是“不正式的职业”，而希望她能成为一名教师，她也确实顺从父母的意愿报考了广州师范学院, 并于1990年毕业。期间在广州的歌厅里做歌手。1989年的广东流行乐坛异常蓬勃，解承强、陈小奇、李海鹰等在歌坛创作上相当活跃，“这些人引领我出道”。10余年后，唱片业衰落凋零，这些人渐渐隐退，而歌手携新唱片，再度归来。
当年，制作人解承强为朱哲琴量身定做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炮走红，“那首歌让人们知道了有一个女孩，她的音域无法想象的宽广。”朱哲琴唱着“丹顶鹤”的故事夺得1991年青年歌手大赛第二名，她并没有像其他歌手那样进入类似体制内的歌舞团，比如总政。“那就成为一种职业了，那不是我想要的。我不想领多少奖，进什么团发展，参加多少晚会，我要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可能会不成功，但是那种东西非常珍贵。我的梦想是寻找好的音乐。”
她去到了成都，遇到了何训田。朱哲琴那时说，想去当导游，当导游可以赚钱，又可以去很多地方玩。何训田听了，有些生气地说，你绝对不能当导游，太可惜了。
何训田说，“你还是唱歌吧。”
遇到何训田之后，朱哲琴才成为了朱哲琴。

（一）《阿姐鼓》与何训田

天边传来阵阵鼓声
那是阿姐对我说话

那是西藏的“人皮鼓”的传说。被摒弃的血腥与蒙昧，在现代城市对西藏的重新想象中，获得新的美学意义。死去的阿姐在鼓声中重现，贞洁的少女在音乐中获得重生，凄楚的死亡点染出崇高的诗意。《阿姐鼓》更象是一个残酷的诗歌文本，使90年代的中国流行歌获得一种文化上的庄重，从而后来者对它的解读、阐释也别有深意。

1995年，许多人被那种别具一格的空灵的声音感动过。那是一张录制和缩混都堪称发烧天碟的唱片，而在当时，也是中国第一张概念唱片。在当时以广州乐坛为主导的流行乐坛里，《阿姐鼓》确实以它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发出发聋振聩之声。十几年之后我们拥有变过种的R&B周杰伦，我们实在分不清楚谁更进步，哪一个更具备着时代文化的隐喻功能。
《阿姐鼓》是国际唱片史上第一张在全球发行的中文唱片，这一张在全球60多个国家销售超 过2百万张。
《阿姐鼓》中的西藏是非常自我的。何训田这样说过：“我们到西藏，并不是为了寻找西藏，而是为了寻找我们自己。”因此它是何训田和朱哲琴的西藏。无限失落、空虚的现代人寻找的是一种想象中的精神家园与乌托邦。《阿姐鼓》正好契合了世界对西藏的想象，使得朱哲琴在众多流行歌手脱颖而出，显得特立独行，她高亢、任性的声音承担了来自西藏甚至来自世界的文化重量。
或许是无法逃脱男性樊篱的传统，许多著名的女歌手背后都站着一个有才华的或者强悍的男人。比如窦唯之于王菲，金武林之于丁薇，刘卓辉之于艾敬，张卫宁之于田震，李宗盛之于林忆莲，陈佳明之于许美静。如此八卦之后，人的情感远比八卦更为复杂纠缠。
恰巧是她遇到他，他的音乐才找到了一个载体，她的声音恰恰成为了他作品中最人性化的器乐。如果不是她呢？会不会是有更合适的女歌手？虽然《阿姐鼓》里有着崭新的音乐意识，录音手段，但有一个小瑕疵是，朱哲琴在里面有意无意地炫耀了声乐的技巧，而音乐原本却应该更加大气和朴拙。
当人们不约而同地翻着朱哲琴和何训田的“前尘往事”时，仿佛是出自当事人的某种默契，我们其实不容易得到任何信息。 “我尊重任何人的想法”。朱哲琴轻而易举化解所有人的猜测。
人物周刊：何训田一直是你非常好的音乐伙伴。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朱哲琴：认识他之前，我听谢承强跟我提过，四川有一个人写了好几首作品都不错。我第一次认识何训田，是在四川录制国际电视节开幕式的歌曲。他让我去听他的作品，我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何训田。我说，听说你们四川有个人写的作品不错。他们告诉我，就是他。第一次听何训田的作品时，我觉得他是个伟大的作曲家，那时还没跟他合作。我的耳朵会告诉我。

人物周刊：那你当时到四川去，是作为他的学生？
朱哲琴：是何训田鼓励我到四川去的。我们谈得很好，我告诉他我一点也不留恋什么“大奖赛”，演出什么的，我觉得那种东西离音乐很远，我还是想做好的音乐。何训田就说，那你应该到四川来。
他当时已经是四川音乐学院的作曲系教授了。当时有专门教我声乐的老师，然而像“音乐欣赏”，都是何训田来上课的——他帮助我成长。
人物周刊：当时你们的生活条件不是特别好。当时是一种什么生活状况？
朱哲琴：那有什么差别呢？跟现在也差不多。只是住的地方或吃的东西，5块钱，还是100块钱都可以吃，对我来说那样有那样的好，这样有这样的好。那时的生活并不宽裕，我不是对物质很追求的人。人是物质的产物，也是精神的产物，当快乐的时候，贫穷还是富有，对我来讲并非很重要的事情。
人物周刊：这10年你一直住在加拿大，而何训田一直在上海，你回来之后觉得还有共鸣吗？
朱哲琴：我觉得何训田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跟我相反，他相当封闭，不喜欢到处旅行，他生活很严谨，接触的生活非常有限。但是他的思维非常开阔，非常大，我们在精神上很相似，只是性格不一样。
人物周刊：你对他评价非常高，那作为朋友你怎么看他呢？
朱哲琴：他是个很内向的、值得信赖的人，但又是一个很不容易搞定的人。比如跟他录音，他最高的赞美就是“可以”，很苛刻。但是我非常理解这种苛刻。
人物周刊：他有什么缺点？
朱哲琴：他不是一个很中庸的人。苛刻算一个缺点。他不善言辞，也没有世俗的寒暄，以前别人到他家，他连水都不倒，就让人站在门口说事。对我来说看不到什么缺点……他狂妄吧。当时他做《阿姐鼓》，对上海音像说，他要做一张全世界的唱片，别人都觉得是狂想，没想到最后居然想实现了。他一直都在做不一样的音乐，我们应该保护这种不一样，我觉得很珍贵。如果有一天何训田变成很世故，我会受不了，我就不认识他了。
人物周刊：除了何训田，你还会跟其他人合作吗？
朱哲琴：如果有任何好的音乐都可以。对我来说，人是一个虚的东西，音乐更真实，谁写的音乐，对我不会是问题。
人物周刊：90年代初在成都，你不仅仅是认识何训田，还包括很多诗人、画家，比如说张晓刚、何多苓……
朱哲琴：他们都是我很好的朋友。我觉得四川那个地方真是地灵人杰，而且不会受北京上海这样的影响，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当时大奖赛以后选择去四川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那里你的精神才会逃出强势文化的氛围，很自由。那是我人生的新起点。
人物周刊：那是一种什么生活场景呢？
朱哲琴：周末我们会去四川边上去玩，坐在茶馆闲聊，那时候非常愉快。我从广州这么商业化的，没什么文化气息的城市一下子到了四川，那里有诗人、画家、音乐家，我真的很开心，在那里度过了很多非常美好的时光。又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自然的向往，我还大量在川藏旅行。
人物周刊：《阿姐鼓》灵感的创造是怎么来的？
朱哲琴：其实《阿姐鼓》的想法是何训田提出的，完成《黄孩子》之后，他就说一直想做一个西藏的专题，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我有啊。于是我们就开始了。
人物周刊：《阿姐鼓》有没有借鉴别的音乐？
朱哲琴：《阿姐鼓》没有任何一个蓝本，何训田的作品、结构和思想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经常把我的音乐跟恩雅相提并论，可能从精神上来说有相通之处，恩雅的音乐也不是特别流行，比较飘，但是从唱法和音乐语言上来说完全不一样。
1994年我们再一次进西藏的时候，《阿姐鼓》已经创作了一半了。这种旅行真的让我受益匪浅。作为一个音乐家，音乐会引领你，但你要有准备和素质，当这两个你都具备的时候，机缘才会产生。如果当时我还在在广州，从来没有到过川藏，我可能不能表达的那么好；反过来说，我有了这样的旅行，但是没有碰到这个作品，我也没有办法表达。如果何训田把这个作品拿给文工团的任何一个嗓音条件很好的歌手，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

（二）“七日谈”
四川是朱哲琴的起点。表现巴蜀之风的《黄孩子》诞生了，融入西藏元素的《阿姐鼓》、《央金玛》红了。流行歌手转变为声音艺术家。在她如日中天的时候，她随家人乔迁到了加拿大，从人们视线消失，开始了各国之旅。
她嫁了一个加拿大人，“我当然相信爱情。婚姻，婚姻非常好。”她这样评价他：一个音乐鉴赏家。他如此和她开玩笑：长得跟外星人一样。
她住在渥太华，感到幸福，因为她享受到自由。“家是很童话的，旁边有森林和湖。每天八点钟起来，有时候看一会儿书，听音乐，然后去湖边游泳，然后继续看书听音乐。下午我一般看2、3部电影。吃完饭去森林散步，然后晚上就做一些paper work。”
她过去爱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后来也看过关于种花书，《相对论》和霍金的《时间简史》、蔡志忠的漫画。
“在这十年间，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能一直唱《阿姐鼓》，这样我会死的。”她笑着说。

“七日谈”强调了“泛亚洲”的“概念”。唱片企划里写道：“试图打破地域风格，以七首乐曲表达七种思想，何训田让所有乐器在平等位置交织进行，氛围和谐，迷朦；朱哲琴的声音表现比10年前更为自然，没有戏剧性的大喜大悲，而是试图更轻巧、婉转。”

朱哲琴提到了“旅行”、“当代性”、“世界性的变迁”，她考虑“什么才是中国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试图把“七日谈”放到更为开放的、世界的谱系中。仿佛为了制造口实，或者是出于音乐的需要，在七首歌里很多演唱用非汉语的哼鸣来处理。

“黄孩子”是不能走向世界的。但是西藏可以。西藏作为世界最高的高原，是鼓舞西方人的精神家园之一，是拥挤着旅行者的天堂。要超越西藏，要“泛亚洲”，那样更广阔。朱哲琴与奥斯卡纪录片获奖导演、国内著名摄影师以及凤凰卫视摄制组组成的旅行团，以“采风”为由，进行印度、尼泊尔等四国旅行，并拍摄专辑封面、摄影画册、电视纪录片以及记录电影，作为新唱片的阐释和注脚。在现场LIVE中，你可以看见背后大屏幕投影下的异域风采，和很多旅行杂志的图片一样瑰丽、写意，背景广阔。西洋的乐器，东方的艺术、智慧，哲学，冥想……更多是西方对中国的重新想象与建构。而真实的现实的中国呢？那是更复杂的事情。

——你很爱幻想？
——我喜欢梦想。
——怎么设想你以后的音乐之路？
——我不设想。当音乐来临的时候就会引领我。
——你跟音乐是和平相处？
——音乐在我的血液里，有时候沉默就让它沉默。

（实习记者万雅楠对本文也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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