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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广州日报作者：徐肖楠/



　　在中国迅速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市场化情境中，文学叙事发生了与过去二千八百年完全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有时显得奇怪而令人费解：它们似乎是现实妖魔化的结果而不是正常的文学叙事。中国式身体叙事就是这样一种文学戏法和现实镜像，我们想要的和不想要的，它们都折腾了出来，它们与中国以往文学叙事极为不同，也与西方身体叙事极为不同。在中国身体主义发生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常常变幻出这样的情景：身体自由被偷换为性事自由、身体行为被偷换为性事活动。它与中国传统和西方叙事都不同的新奇面貌，常常诱惑和迷乱着一些对此无知的人，也让另一些人迷茫不安和不知所措。

　　身体主义的欲望执著

　　首先是产生了中国的身体主义生存意识，然后才有中国式身体叙事，它既是一种中国市场化现实的特有产物，又是一种中国市场自由精神的标志形象。由于文学叙事介入中国的身体主义精神和市场化生活，身体主义的生活更加具有诱惑性和推广性，也使人们更方便、更直接、更欣赏地享受身体主义生活。

　　中国式身体叙事制造了一种中国式身体自由的虚幻生活，而这种虚幻生活是为了满足一种现实欲望。使中国的身体主义现实更加灵活运转的润滑剂，是身体叙事中的身体虚幻，引导这种身体虚幻的，是一种假想的身体自由，身体主义生存的核心就是身体自由。中国式身体叙事一直在追逐身体的现实欲望，以此作为对身体自由和个人自由的追求。但是，对身体欲望的过度执著，恰好是对真实的个人自由和身体自由的破坏。在《到常州去》中，周洁茹试图通过控制身体的欲望来达到女性精神的自由。然而，她在将身体自由作为出发点的同时，也将身体自由当成了唯一价值目标，以至于作品中与身体相连的精神自由终成虚空。盛可以的《取暖运动》讲了一个女性以没有爱情为理由而与男性发生一夜情的故事，并将之称为“取暖运动”，以不断的“取暖运动”作为自己的精神安慰，也以随时抛弃“取暖运动”作为精神突围，这似乎是一个通过伪装自由支配身体而换取精神自由的故事。

　　清高论调与市场合谋

　　中国式身体叙事所关注身体的核心大都是身体行为的欢乐，大都是利益、欲望，而同居、乱伦、同性恋、婚外恋成为展现身体的最佳舞台。这实际上误读了身体自由与精神自由的意义。写身体部位、身体行为、身体欲望、身体享乐，写下半身、写胸口……并不一定像被标榜的那样：摆脱身体束缚就是摆脱精神束缚、追求身体生活就是追求文学神圣和文学纯粹，而可能是包含着一种哗众取宠和自鸣得意。

　　持身体自由神话或者身体至上论调的写作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含糊性、矛盾性、混浊性和虚伪性：他们希望拨给身体大量欲望性现实生存空间，尽力提高身体在社会和生活不同领域的自由地位，包括身体在精神领域和物质领域的重要地位，特别也包括写作者和出版者在利益领域的地位，以至保障身体叙事在不同现实空间和叙事空间的利益占有倾向，同时又希望身体保持一种高高在上的高雅姿态，表现出不向现实屈服或不代表商业利益的美好形象。赵凝提出了“胸口写作”，这一概念引来了石康的口诛笔伐，同时更大程度地带来了她的长篇小说《夜妆》的大发行量和巨额商业利润。棉棉发出“我们的身体成为被飞出去的那一部分，找不到了”的感叹，也在表白执著追求生命的立场，但由这样的作品真正生发的，常常是身体的无望反叛以及与市场成功盘算的合谋。

　　在中国的市场化年代以及中国式身体叙事中，身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庞大，但在身体自由神话的指导下，身体叙事却很少愿意解决身体的非利益和非物质问题。中国式身体叙事中的身体感觉和身体品味，在这样一个物质化的时刻被富于含义地突出出来：当许多人都在使用身体这个字眼、以身体来代表更加个人的个人化时，是在突出一种文学叙事中的物质化影响，而且以此标榜个人化写作的文学性，以市场化标榜市场叙事的正义性，从而有理由摒弃历史与人性、灵魂与精神。像盛可以笔下那些妥协的、迷茫的、随波逐流的人物，她们常常表白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自己的精神本质，在一次次的“取暖运动”中，竭力说服自己仍然保持着身体的纯洁性，但这种自命清高和自诩纯情在强大的物质现实面前却遭到狼狈的消解。

　　身体的物质化标准

　　在更多情况下，中国式身体叙事中的身体欲望已经可以替代身体自由，不可能再有用灵魂去冲破欲望、逃逸现实、超越身体的自由渴望和梦想。身体自由与身体的物质化现实干脆潇洒地结合起来，于是现实幸福以物质的拥有程度为标准，或者是以身体的物质化实现为标准。九丹的《乌鸦》里的那群“小龙女”、《凤凰》里的茉莉，让身体的自由感受去颠覆现实生存的种种阻碍，于是，“小龙女”们、茉莉可以一边上语言学校，一边通过肉体的出卖和放纵来换取生存最起码的物质保障。在朱文颖的《高跟鞋》中，高跟鞋作为一种女性的象征意象，物质化的身体意象是主要的，物质最终走向自得，精神最终走向落魄。高跟鞋作为一个巨大的物质标志，充满身体享受的诱惑，但又要求付出人物所有的精神梦幻，而安弟和王小蕊的身体幸福只能在不断的物质化过程中飘荡。何顿的《我们像野兽》中的人物，一个个都是引以自豪的“野兽”，以彻底的身体物质化和利己主义而得意忘形，黄中林让那么多女人因他而上医院堕胎，身体行为是他成功的标志，杨广和王军勾引一个又一个女人上床也是时尚和身份的标榜，他们同时作为身体享乐主义的榜样而被津津有味地道来。

　　由炫目的中国式身体叙事可以看到：身体与利益主义和享乐主义紧紧纠缠在一起。中国式身体叙事中的自由虚幻塞给人们一个可以仿真乱假甚至直接满足的现场性浪漫空间，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真实的物质化空间。在中国的市场化社会和消费语境中，身体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与利益占有和物质享受密切相关，而在中国市场化年代文学叙事的身体情境和身体感受中，个人幸福看上去常常与身体的物质享受程度相等同。

　　叙事与现实互相模仿

　　文学对身体主义现实的仿真叙事，反过来使现实效仿文学而去制造现实。现实中的人们模仿着身体叙事中的身体去生活，叙事中的身体模仿着现实中的身体去表现，反复地互相模仿、互相诱惑形成了循环。中国式身体叙事借身体自由正在培养人们一种中国式身体主义生存感觉，使人们羡慕和向往一种混淆不清的身体虚幻，在这种感觉中，现场的身体享受与虚假的浪漫感受觥筹交错。

　　卫慧、朱文颖、棉棉小说中被那些物质空间迷乱的人物、那些各种名牌化妆品和服装包裹着的主人公，给人一种纵情享受生命自由的印象，但Chanel、Gucci等著名时装、鸦片香水、CD唇膏并不能慰藉她们内心的缺失，而且一旦失去了这些眼花缭乱的物质点缀，她们令人艳羡的虚幻自由也将黯然失色。像安妮宝贝那样的物质现实里的身体享受、像虹影和赵波叙述的异国情缘里的身体体验，都借助于现实欲望中的中国式身体自由的虚幻假想而实现，并推动了中国式身体主义生活的实现。

　　中国式身体主义要的是身体的现实感觉，哪怕是假想的、虚幻的现实，这样的身体叙事不但为实际的身体生活演示和夸耀了仿真的身体，而且制造了身体的模式和理想。人们在身体叙事人物的时尚装扮、快感尖叫的蛊惑下，消费着文学叙事带来的身体仿真生活快感，同时也下意识地把身体人物们的放纵与妩媚当作效仿的偶像。不论实际中发生的身体主义生活，还是文学中体现的身体主义精神，其重要特征都是体验身体的或生存的感觉。

　　虚假的身体叙事

　　实际上，在中国式身体叙事中告知和感染人们的，常常是一种被曲解的、虚假的身体主义，而这样的身体感觉和身体行为正与人们需要的一致。有些人需要的只是那种身体的虚幻感受，而不是身体生存所造成的真实感受，他们以享受身体品味和身体叙事的样子，表明他们的时尚品味和主流教养。阅读和描述着这种身体生活，是一种身份和品味的标志，它并不一定具有多少文学本来的生命意义和诗性意义。

　　这种身体的感觉与生存、身份与品位的优越感便常常演化为：像《上海宝贝》一样与一个异国男性谈一场疯狂的爱恋并享受海鲜和玫瑰，在休闲时阅读尼采、金斯伯格和杜拉斯；像《糖》一样用性欲的喷发与酒精一同完成最时尚的身体体验。安妮宝贝的在物质享乐与身体炫耀中遥望着缥缈的彼岸花人物、卫慧和棉棉小说里沉浸于酒吧和迪厅的声色人物，都刺激性地扩张着时尚情绪和小资意识。

　　文学的操纵实际上制造着以身体为标志的虚幻理想主义，这个富于诱惑力的身体乌托邦对人们强加着身体主义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感觉。可以说，身体主义作为文学的一种外力推动了文学的某种变异，也渗入了文学的内部，同时，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推力，最终促成着身体主义与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链接。因此，在中国式身体叙事所带来的日常生活里，我们可能享受着酒精、诗歌、玫瑰、性事混淆在一起的迷醉，我们的欲望在Chanel尔香水、Gucci牌时装、法国葡萄酒之中荡漾开去而心满意足。

　　驱逐灵魂的单一身体自由迎合着身体感觉的现场生活，通过身体享乐的不同场面复制着身体主义的精神口味、大众兴趣、社会幻想和生活方式，而人们可能要的只是一种感觉，并非要真实的身体生存，并不需要一种真实与虚幻的界线。在身体主义的文学叙事中，人们在文学中就像在现实中一样真正享受身体，尽情地颠覆着妨碍自己去享受身体的一切，虚幻的与真实的界限已经不存在了。身体和现实可能都被身体叙事制造出了虚假性，因为身体叙事告诉我们：像我消费故我在一样——我身体故我在。

　　

　　当我们真正言说身体的时候，是指一个有灵魂的生命，不然就只是与灵魂隔绝的一个肉体。人是依靠思想和精神、依靠追求生命品质和灵魂自由而生存至今的。身体幸福永远无法完全与身体欲望相等同、身体自由也永远无法与物质化生存感受相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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