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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前，我在外滩周报（2007年3月8号）读到王朔为新书宣传开骂当今文坛的访谈，看似纵论当今文坛，其目的手段都让人嗅到不良气息。此访谈出于明显的商业目的，而所谓的评论，看似灼见，实际用的是武断单一的好坏论，柿子拿软的捏方法。这份报纸我看完后一直搁在书架上，直到我看到王彬彬的读书札记，触到王朔痛处，才决定结合访谈写读报观影笔记。

访谈中，王朔隆重推出自己的身世：“中国这些作家大多是些穷孩子。你们谁也别跟我比。我装了多少年了，身为精英，我没有说，我是假客气。”并具体指出：“我爸是教战术的教员，家里挂的是世界地图，看的是军事材料是电报，欧洲史尤其是军事史，我烂熟于心。”他如此和“穷孩子”们撇清，可以比照王彬彬一段分析：

“‘痞子’这个命名其实相当激怒了他，因为他一直是用经济地位划分阶层的，无论是出身还是现实收入水平他都自认为是属于中等阶级的，甚至还不大瞧得起大学中那些贫寒的教师，非常势利地视他们为‘穷人’。痞子这个词把他归入社会下层，这几乎是一个侮辱。可怜的王朔，10年以后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文化称谓，这之前净跟人家辩论我挣多少钱我们家是部队的，我小时候，管你们才叫痞子呢。（王朔《无知者无畏》第57页）这番话真是意味深长。作为大院里的军官子弟的优越感溢于言表，对真正的平民和穷人的鄙视也不经意间暴露无遗。”

我记得王朔在小说《动物凶猛》中于北蓓第一次出现时写到：“她手里也拿着一根烟。他们为我和那个女孩做了介绍，她的名字叫于北蓓，外交部的。关于这一点，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不和没身份的人打交道的。我记得当时我们曾认识了一个既英俊又潇洒的小伙子，他号称是‘北炮’的，后来被人揭发，他父母其实是北京灯泡厂的，从此他就消失了。”

《动物凶猛》是王朔可以立命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点，我也不会多费口舌。阿城在《八十年代》中说：“由王朔的作品开始，整个正统的语言发生了变化。包括央视的主持人都开始用这种语气说话，这个颠覆的力量太厉害”。我没有看王的全集，但就我读过的几本小说及较有代表性的《动物凶猛》来说，看不出其语言有颠覆性。有句话令人深思：“人们常说王朔消解了这消解了那，而那表面看来是王朔消解对象的东西，真的与王朔构成对立的关系吗？”

王朔的每一次开骂都规律，骂得精明，“恰到好处”。有影响力的人捧他，他自然反过来把他们捧高。而访谈中对那些在文联官场有权的人，王更是说得不关痛痒，阳贬阴捧：“知青作家里，王安忆当然甚高，她的短篇小说写得多好呀”，“铁凝，池莉，王安忆都是我姐姐。我就敢当着池莉的面说她的哪部作品是臭大粪，文人虽然当面不聊作品，我那么说是因为我和她亲。她的中篇《一去永不回》可真好”。甚至摇起尾巴：“其实以前大家挺好的，后来媒体瞎传话”。

同是大院出来的王彬彬说：“王朔好骂人，但他什么时候骂过一句对他的切身利益可能带来损害的人？…‘大院’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官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甚至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腔调，不同级别的人也都有不同。…‘大院’里的一些基本的心理模式，思维定势，价值观念都或隐或显地为王朔所秉承。例如，王朔曾这样表明过自己的处世原则‘根据切身利益选择判断就是正确的，这种判断总是真正的，能说服别人的。没有超过这个的大是大非问题。’（见《我是王朔》一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这种把切身利益作为最高标准，亲近谁疏远谁，攀附谁排挤谁，都依切身利益而定的做人之道，正是典型的官场准则的体现。而‘大院’，不又正是典型的官场么？王朔的基本处世之道，是深得大院文化的精髓的。在王朔所生长的那种‘大院’，我前后生活过十多年，我在王朔身上处处看到‘大院文化’的烙印。”

王朔骂人专会柿子挑软的捏。骂马原皮厚，骂余华更是莫明其妙：“余华去美国晃了半年，这岁数了还跑出去看热闹，还跟人炒股票，患得患失。关键是他看不得别人好。”到底是谁看不得谁的好？王的潜台词是不是自己早去美国晃过了？！余华的《兄弟》是掺了水，但王没资格说余华：“你知道痛苦是什么？你要冲到前面去，对不起，没你的份。”

王的《当梦想照进现实》气数已经淹痿，到这个访谈，简直有点猴急了。访谈里王朔不无自得地说：“这房子是老徐（徐静蕾）买的，不要能行吗？我帮过她，她哭着也要给我。”王朔到底要显摆什么呢？王朔和徐静蕾那层关系在各自作品中的表现（《一声叹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当梦想照进现实》）已经是另一个线头了，似乎八卦，其实不然。尤其是后者，“具有暴力感的语言不能提高它的力度，而看似先锋的形式也不能强化它的深度。…一种语言的自我膨胀、自我炫示占据了制高点——在成为一个价值的虚无者的同时，男导演成为一个语言的高蹈者。徐静蕾的问题也呈现在作品之中：虽然她的电影语言是明白流畅的，有亲和力的，但她完全不具备先锋式的才华，——她的理解力不成为冲破藩篱的基础，而是作为提供慰藉的前提”。（苏七七《二元论的困境》）

在《当梦想照进现实》这个“并非八卦的剧里剧外双重困境”的片子里，我看到男性老颓无力的焦虑，忧恐惶惑的掩盖和徒劳。电影中男女讨论了百年后他/她写的电视剧的意义，何尝不是急呢：目前拿来安身的东西，明知不可立命，又希望其立命。我闻到了中老年男人消怠后的尴尬气息。导演不停做运动做倒立传出丝丝信息，身体终将背叛，而眼前是小娇娘。老徐独立了，强势了，王朔在一贯的牢骚话蜜臭贫之外开始陪小心了。我更察觉到一种伪女性强势。这种伪女性强势是由表面新富和相对独立自由性以及实质上的精神依附所造成的。老徐也许真的要断清这口奶才能做自己。

七七说《二十三十四十》中的张艾嘉聪明，可惜聪明的有限。王朔为什么聪明的有限呢？最后再引一段王彬彬：“王朔多次说‘我写小说就是要拿它当敲门砖，要通过它过体面的生活，目的与名利是不可分的……我个人追求体面的社会地位’。……造就了小说家王朔的，是他内心深处的一种自小便滋生的恐惧，这就是惟恐自己成为一个凡夫俗子，成为一个平民百姓，成为一个司机一类的人。王朔和他笔下的那群人，都有着这种恐惧，这是‘大院’的生活给予他们的。…从小在大院培植的价值观念不仅仅使王朔成为一个小说家，而且也制约着作为小说家的王朔的文化态度。”

写此读报感希望不要无意中得罪了我那些从各种院子里出来的朋友，当然我相信他们知道我这是就事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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