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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吴虹飞

（请勿转载）

当王兵单枪匹马用一台小的DV摄影机进入铁西区的时候，正是1999年末。……. 一位工人躺在凳子上谈他个人的经历……仅仅是十分钟之后，他命运的改变就开始了，一个人走了进来告诉他工厂停产了。王兵觉得他拍摄到的那个时刻特别重要，拍摄的时候它是未知的，摄影机和这位工人共同度过了那一刻，王兵对它记忆深刻。因为摄影机的见证，这个时刻在时空中凝固，不再消逝。
（吕新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2004《读书》第1期）

王兵本来只打算在铁西区拍摄3-5个月，但是一旦开始进入，他在那里消耗了18个月。那是一个漫长的，孤独的时期。却是青年王兵最快乐，最单纯的时期。“你可以不断获得来自生活的冲击，可以用内心来感受真实，而不是只是依靠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获得自信，你的生命就在活着的进程中，你能感觉到时间，和所有的一切。”

他沉浸在某种狂喜之中。他逐渐发现了一个世界，一个庞大的，深邃的，理想没落的世界。而粗野的，生机勃勃的创造力，每天都在废墟之上发生。这是年轻时期的王兵，倔强又单纯。过早地失去了父亲，过早地放弃生命中的许多可能，过早地承担了寂寞，空虚，负担。他的一生中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原点，令他黯淡的青春发放出罕见的光彩，从而生命具备了重量。一开始，他只是谦卑地试图解决电影本体语言的问题，怀着野心控制着光影，却远远没有预料到这一切在中国记录片史上的重要。荒凉而颓败的工厂终将被埋葬，班驳的记忆也即将更新，那300盘的资料磁带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机构可以收藏而渐渐遗失，我们在今后的时间里也可能会持续性地保持缄默。而这有什么关系呢？在当时，在现场，在将来，而所有的人都在表象中活着，用卑微粗野的生命，和冰冷庞大的命运面面相觑。他们没有害怕。王兵默默注视这一切，他不害怕。多少人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作为艺术家的王兵无所畏惧。

冰天雪地里的铁西区，巨大的工厂，蔓延的铁轨，缓慢而阴郁的火车，路边上的残冰和枯树，哈着气的行人，艳粉街的少年追逐女孩子，要给女孩子买花。那就是一场关于青春的剧本，没有经过排演，没有经过美化，那样卑微，平凡，生命在戏谑中消耗了，失去的是时间，得到的是什么？
令人感动的是那架无声的摄象机，一直忠实地跟在人后。一双沉默的的眼睛，它注视着这个即将消失的世界。王兵保持了严格的沉默。18个月，坚持着沉默，坚持着，注视。
让我们感动于生命。它的卑微、琐碎、麻木和恳切。这里有着生活的无奈，还有着不明不白的爱情，无中生有的忧伤，不知所以的尊严，以及无意中流淌过的时间。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铁西区，工业文明的废墟，凝聚了一代人的理想，隐喻了一个时代的兴衰；它是一个庞大的寓言，一个不可回避的谶语。中国的计划经济在做最后的挣扎。这些曾经辉煌过的，曾经活在一种虚幻的全民热情中的社会主人翁，在让出自己的位置，出让所有的青春和对生活的期待。铁西区是他们曾经的襁褓，可是这个世上将不再有这样大的襁褓。

我们依然要感谢这群人：这群坚持做着记录片的人，坚持着见证和反思。感谢他们为消逝的历史，为这些热闹非凡的人间图景，做了另外的注解。大家依然要继续遗忘我们的生活，大步奔向前。脚步太快了，而这些人却守望着逝去的时间碎片，记录那些我们执意要忘记的，隐秘的内心世界，目光炯炯。这里没有艺术家，只有一个忠实的，重复着琐碎事务的记录员。他们这样诚恳，沉默，和虚浮的世界对峙。他们如此年轻和衰老，天真和沧桑，心中充满轻灵的梦想，他们站在现实的大地上，拒绝虚饰，虚幻，虚伪。向往光明，却执意留在黯淡的时光机器中。
当今世界，还有比真实更可贵的品质吗？

浮躁和轻狂是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征。我时常疑惑，一个在这个商业社会里没有显赫地位，没有雄厚资本的人，究竟能不能成为英雄，一个内心无所畏惧的人是否可以成为英雄？一个只会憨厚地微笑着的，尽量保持善良的人，保持着某种良心和道德的高度自律的人，他们是否成为英雄？当时间消失，这里只剩下影像。那个后面无声记录的人啊，许多年后他老去了，可是他曾经紧紧跟随着历史，注视着它。他没有虚饰它，它没有夸大它，他这样平等地注视，而注视，成为了最具悲悯色彩的手势。

（一）《和凤鸣》
人物周刊：在2006年10月16日闭幕的首届中国独立电影论坛上，纪录片《和凤鸣》作为闭幕电影进行了放映。今年的五月份的戛纳电影节，在非竞赛单元即将播放这部记录片。该影片主要通过和凤鸣的叙述，记录了中国从20世纪四十年代末到90年代，一个个体经历的漫长历程。国内的学者钱理群，崔卫平给出高度的评价。
和凤鸣老人曾经在2002年出版过一本书《我的1957》，你如何想到去拍这样的电影？
王兵：拍完铁西区之后，一直想做新的电影，但也一直也没去做。创作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我自己到底该做什么事情，有时比较犹豫，有时又比较肯定，一直在反复。有很多的题材去做，很多的理由去做任何一个题材，也有很多事情有很多理由不想做。
《铁西区》做的时间比较长，一方面从题材和结构上都比较完整，我对事物的审视的能力，感受的能力，也是到达了一个极限。所以我对第二个片子一直很犹豫，不知道怎么去拍。
我和这些老年人，70、80来岁的这些人有不少交往，我一直想这些人几十年的生活，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人物周刊：有些学者试图把你的作品，放到历史的架构去解读，而你本身作为创作者，你的初衷是关心的是历史，还是他们的内心？
王兵：我还是更关注他们的内心的问题，真实的情感比宏大的历史更为重要。中国在经历这么几十年之后，内心里总是有很多不愿意去说给另外的人听。当你慢慢接近这些人之后，你发现，他们有特别多的话想要说，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人物周刊：你用光线来解决有关内心的问题。整个片子，随着叙事的推进，光线越来越暗。
王兵：我认识她很长的时间了，对她的生活也比较了解，大部分时候我会让她自行叙述，从1949年开始谈起，从18、19岁的青年时期开始谈起，一直她往后的所有经历。四，五个小时几乎没有打断。老人长期独自生活，动作和体态都显得迟钝，身体也不是那么健康，她的家光线比较阴暗，长年一个人生活，让你感到她始终在一种忧郁之中。我也希望把这些信息真实地，转化为电影的语言。我等到下午的四五点的时候去她家。把光锁定后，随着谈话的时间的推进，内容、感情越来越激烈，而光越来越暗。她谈到她在极端艰难的时期想自杀。她去买到了自杀的毒药，她的小儿子站在门口，叫她妈妈，妈妈，她并没有理会；她讲到她丈夫死了之后，她晚上躺在丈夫住的地方睡觉，她喃喃讲到她内心的冲动，那种特别激烈的冲动，对自我的询问；她讲到30年后又回到她丈夫死的的地方去祭奠，看到的残留的坟堆，都让人动容。而光线在叙述中逐渐消失。
等天全黑了，我们才全部打开灯。大家才看清楚叙述的老人的样子。仿佛我们都从一个漫长的噩梦里回到有光的现实。

人物周刊：亮了灯后你看到老人的感情是什么样子？
王兵：我觉得她内心始终很平静。她始终不激动，这些平静让我对她产生了敬意。


人物周刊：也许因为和凤鸣恰恰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才有述说的愿望？
王兵：人是一样的。知识分子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是人，都有他的共性。他们到了这个年龄，都有很多的话要说，这是表达方式是否能够让人接受而已。

人物周刊：你认为这些记录片对她的生活而言会有什么改变吗？
王兵：我觉得不能有什么改变。他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还能够有什么改变吗？
在拍片子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没有能力帮助过任何人。并非是说没有感情，只是在现实面前我们都显得很无力。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和凤鸣只是提供了一个声音文献，提供了一种口述实录的真实口述现场。
王兵：我的影片，不是为了证实一个事件，而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一个人的内心。
如果人对人完全失去信任，那我们在谈论一切问题就会变得没有意义。世界唯一能够变好，那是人不断地要获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但是文化总是在它的进程中不断地，重新地，让人获得信任感。人的意识和文明的进程，总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得到矫正，知识也好，感受也好，情感也好，都是在这样的变化中调整和矫正。我们不能总是用文本的方式去衡量的世界，如果连常识都不能相信，基本的经验和常识都不能去相信的时候，我们会活在虚无之中。


二、《铁西区》
人物周刊：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评价《铁西区》，象透纳的油画。虽然好评很多，你的片子却不大众。有人认为，《铁西区》的长度和容量会阻碍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铁西区》是远未被消化的电影。


王兵：电影应该只忠于创作者的意图。你想拍的东西，只要跟你的内心相符就可以了。
艺术电影受众很小，小圈子很小，但是却给电影的发展提供了的语言实验拓展的可能性，不停地给电影带来新的体验和感受，制作的方式的革新，也提供了商业电影怎么能够向前走的实验模式。
中国因为电影文化本来就很薄弱，历史本来就很薄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发展都不是很尽人意。只有在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存在和平衡，哪一部分都不被忽视的话，电影才能够健康。


人物周刊：在很多国家的电影学院，《铁西区》是上课时用的教材之一。《铁西区》提供了什么样电影语言？
王兵：对我而言，铁西区提供了关于时间的问题，空间感，戏剧性，以及寻找一种自我叙事的可能。它的隐喻如何产生，作者情感和生活的真实，如何外化到电影语言中去。我自己做了很多电影本体性语言的尝试。关于结构，我用了铁路、工厂、生活区（艳粉街）三部分相互校正和呼应的结构方式。
从电影语言上，关于铁西区我一直在想，一直在犹豫的问题。我们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成长的人，当我们用独立的视线来创作，但我们在语言构造上，却没有改变计划经济留下的痕迹，在整个东欧，都有这样的痕迹，集体性，所谓语言要的“波澜壮阔”。实际上艺术跟这些没有关系。
人物周刊：我有时也意识到了。你在拍铁西区，你也是非常快地，首先想到了这些事物的强大的隐喻功能。计划经济庞大的寓言。你也强化了它，当然运用了大量的细节和材料，但是你搭建的框架，还是有着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叙述痕迹。
你还是很关注历史的？你是如何获得历史的知识的？
王兵：如果一个人连历史都不关心的话，他怎么创作呢？
（上世纪）60年代，大批的青年人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寻找另外的生活轨迹。他们不再受父母的影响了。对世界的认知，意识形态更多的是一种集体经验。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到我们未来的孩子，就在这几十年当中，被改变了。这样的转变给整个人类的历史就造成了割裂。现在新的年轻人，对延续的历史很忽视，或者很麻木，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这几十年的社会生活造成，而非中国人原本是这样的。这样的问题没有引起足够多的我们的重视。
我特别尊重食指。他纯粹、淳朴，健康。虽然他以一个精神病人的面貌出现在世人之前。谁说他是精神病人的？有些人做了多少精神病人才会做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个癫狂的时代，多少人用极大的理性来做非理性的事情，这难道不是最大的非理性吗？

人物周刊：你会尽量做一个善良的人吗？
王兵：每个人都想做一个善良的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恶人。这些年我一直有这样的感受：很多人选择了我们在我们看来残忍的，没有道德和良心的方式来对待其他人，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坏人，可是他们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当中，他们采取的方式，也许是毫无办法，也许是一种无望的方式吧？

人物周刊：中国电影的问题是什么？
王兵：对于一个想做导演的人来说，当你拍了一个片子之后，你发现问题变得很麻烦。所有的纷踏而来问题都和你的创作毫无关系。很多人拍出那样的电影，我想这也不是他想拍的。在电影文化史当中，我们给电影创造的空间太小，太窄了。我们围绕电影产生了很多争论，但大部分都和电影本身没有关系。
我进入这个行业快十年了。我还能有多少个十年？我从来没有看到别人投资我的希望，我觉得这个希望很渺茫。未来的十年也是很快过去的。那时我们就已经老了，再过十年我们进入老年，人的创作的时间是有限的。到了那时我们放弃创作了，还能做什么？
如果你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想，也许这样你离电影还近一些。

人物周刊：你如何考虑创作中的道德感？
王兵：道德当然很重要，如果把道德都否定了，这个人也太可怕了吧？
我们的道德是在传统中形成的，（大声地），我们都是传统的人，我们没有现代人，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现代人，那么他错了。

人物周刊：你的电影对中国的现实有什么意义？
王兵：对目前的现状没什么意义，将来也许有吧。现在大家太忙了。他们都在一种幻觉的真实中生活。很少想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很累了，都需要放松，我的电影又不能让大家轻松，有时还让人增加对现实的恐惧。我对未来有些忐忑不安。我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但我已经没有什么疑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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