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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所列，是穆彰阿担任会试正、副考官所录取的具有代表性的门生名单。既然讲到“官本位”，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不少官居极品的门生（大学士是正一品，协办大学士、尚书、总督是从一品，皆是极品），侍郎、巡抚等正二品官员则更仆难数。设想，若穆家办喜事（丧事也行，只要不是自己的），将只见簪缨满堂，顶珠夺目，场面何等震撼。然这只是小小的视听之娱，只是当大官做名师的应得待遇，津津于此，必是鄙夫细人，专看娱乐周刊八卦版者也。我们关心的问题是，“穆党”的主要成员就在这个表上么？都在这个表上么？
　　
　　对表中人逐个进行党员资格审查，是一个好办法。然而，或因文献无征，或是查无确据，不可能做到人人摸底，只能挑“有料”的说。
　　
　　先从“帝王师”杜受田说起。对于清文宗奕詝来说，爹亲娘亲，怕都不如受田亲。奕詝的亲娘死得早，自小由六弟奕的母亲抚养，虽说视若己出，但总有点别扭。何况，未来还与奕生出有关帝位的嫌猜，遂恨及屋乌，连养母的丧事都没给好好办。这是说娘不亲。他爹清宣宗，忙于工作，疏于舔犊，加上儿子多（一共九个），于是，分配给奕詝的父爱必不能多。而且，据说宣宗更疼奕，则爹不亲也是事实。欲令後人相信受田是奕詝最亲的人，叙者一般会举他教奕詝巧妙应对宣宗从而博取欢心并最终获得继承权的例子，然而，窃谓从另一件事更能看出奕詝对受田的爱。咸丰二年七月初八日，受田在出差途中病逝，噩耗传至北京，奕詝宣布“辍朝一日”，并在遗疏上批下这段话：
　　
　　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凛承大宝，方冀赞襄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
　　
　　道光十六年，受田授命为奕詝的师傅[1]。其时，奕詝六岁，其父旻宁五十四岁，受田则是五十岁。找一个年纪和自己差不多的大臣做儿子的家庭教师，或是旻宁考虑师傅人选的原因之一。自此，受田即入住圆明园，与奕詝朝夕相对，一年之中能回城中自己家的日子，反倒屈指可数，对亲生儿子的督责只得托付给年近八十的老父[2]。于是，奕詝因皇阿玛日理万机，不得常常亲近，在幼年及少年的回忆里自以杜师傅的身影居多；受田则公而忘私，一腔父爱都倾注到四阿哥身上。语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用以形容这对师徒，盖是最妥帖不过的了。此即所谓“日承清诲，铭切五中”也。及至奕詝登基，受田出任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虽未去军机处“行走”，但是，“国家大政及进退大臣，上必谘而後行”。此即所谓“赞襄帷幄，谠论常闻”也。自受田入南书房授读至出差病逝，历时十七年，此正所谓“十七年情怀，付与逝水”也。至于“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一语，可与民间常见讣文开头一句“不孝子某不自陨灭，祸延显考”作一个对比，其词则异，其欲表达的强烈情感则无异。只是格于皇帝的身份，奕詝无法使用讣闻所用字面而已。十月初四日，受田灵柩运回北京，在家举行追悼会，奕詝亲临祭奠（此前已派恭亲王致奠）。车驾甫至宅门，奕詝即泪下哽咽。升堂，在座向灵位敬了三杯酒（格于身份，不能站立行礼）。随後，奕詝离座，瞻仰遗容，终于控制不住情绪，“拊棺惨恸”。同去的王公大臣“再四吁请”，也花了一个多钟头，才让皇帝收拾了涕泪。即此已见奕詝对师傅非同寻常的深情。然而，初闻师傅死讯时，奕詝在悲痛之馀的细心体贴，更令人感到他不仅对师傅一人有依恋，而是对整个杜家怀有家人子弟般的亲情。当时，受田次子翰已经出继，时任湖北学政，长子䎗在京任兵部侍郎，照例，当由䎗出京去迎柩。然奕詝思及受田之父年已九十，若䎗去迎柩，则“膝前乏人侍养，朕心实深廑念”，乃下了一道特旨，命翰立即暂停学政之职，去江南迎柩，䎗则留在京师照顾祖父。这种无微不至的思虑，决已超越君臣间的情分，只能出乎家人父子间的朴挚天性[3]。以此，才说爹亲娘亲，都不如受田亲。
　　
　　但是，若受田是“穆党”中人，清文宗会上任不满一年便革了“党魁”的职，毫不给师父留一点情面？当然，可以用阴谋论的思维方式，说这是受田授意（如前所云“进退大臣，上必谘而後行”），因他要对穆彰阿取而代之。聊备一说而已，蒙不敢从。对此，可用常识判断做出的结论，应是受田非“穆党”。
　　
　　接下来，我们对黄爵滋与“谏垣三直”——陈庆镛、苏廷魁及朱琦做一个联合考察。今日坊间史书，只要述及鸦片战争，提到林则徐之前，必先提到黄爵滋这个人，亦必提到他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导致一般读者对此人的印象，好似他专为鸦片战争而生，专为写这个帖子而生，专为见证近代史的苦难开端而生。其实，他活了六十年，与常人一样，生老病死，喜忧俱尝；也与绝大多数时人一样，只求尽职守分，“做好呢份工”，对于自身所处的大时代与将要迎来的大变革，并无特别的敏感。建议禁烟之奏，纯出乎他所理解的政治、经济与外交的原则，绝非超越时代足供後人借鉴的鸿篇宝籍。然此系後话，先不多说，今谨略考他与“穆党”的关系。爵滋本质是个诗人，他在创作上的功力与在理论上的心得，绝非一般附庸风雅的人可比[4]。他的行事，更证明他是个诗人，《清史稿》云：“（爵滋）喜交游，每夜闭阁草奏，日骑出，遍视诸故人名士，饮酒赋诗，意气豪甚”；寥寥几笔，一个不走寻常路的高官形象（官至礼部侍郎，约当今之副部长）跃然纸面。既“喜交游”，那么，考察他交往多的是些什么人，对于判断他的“党性”或有帮助。而要考察交游，最方便的资料莫过于其人的诗文集。爵滋自订诗集为《仙屏书屋初集》，然翻阅一过，大失所望，幾乎看不出一丝身在“穆党”与党员相酬答的痕迹。倒是被人认作“穆党”的柏葰[5]，与他有过频密的唱和[6]。然仅以此定他为“穆党”，绝不可信。不过，交游虽找不到线索，读黄《集》卷三《古诗》的第三首，或能为他不属“穆党”找到“心证”。诗云：
　　
　　槐榆与橘柚，在物称弟兄，质异气则合，何必同根生。松柏盘大壑，转使草不荣。讵无雨露恩？卑远何由承。
　　
　　这首诗的结构很奇怪，因为，前四句与後四句表达的意思幾乎没联系，可以视作两首诗。若真是这样，那对讲究诗法的爵滋来说，不啻是十分严厉的批评。前四句说人之论交，不要讲出身——以时代风气解释，则可说不要问是不是出身科举、更不要问是不是出于同年同榜，而要讲臭味相投，志同道合。後四句说的是另一桩事，其意若谓，别看那松柏高大，根深叶茂，但是，它们挡住了矮树小草的光照和降水，阻碍了它们的光合作用，对于大树以外的植物界来说，真不是件好事。引申的意思不难理解，即谓，柄国权臣的势力笼罩朝野，压制了下吏，堵塞了微臣言路。爵滋服官之时，正是道光朝，道光朝的权臣是哪个？一是曹振镛，一则穆彰阿，二人对朝政的控制，恰好平分秋色，各领风骚十五年[7]。然则诗中“松柏”，除了曹、穆，不会指代他人。由此，再读第八首，云：
　　
　　子晋爱吹笙，弃养背庭闱。令威善控鹤，不惜人民非。朝游东海岳，夕驾昆仑池，神仙亦劳劳，吾生安息机。
　　
　　王子晋与丁令威皆是传说中的仙人，一个爱吹笙，一个能化鹤，共同点是弃家背亲去学道，所谓“背庭闱”，所谓“（城郭如故）人民非”。此诗咏此二仙，用意何在？须知旧诗中有一种叫做“游仙诗”，通篇都是神仙异怪，其实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尤以暗喻政坛人事为多。若联系爵滋所处的政坛，则此诗有两个字很关键，一个是“笙”，一个是“鹤”。曹振镛字俪笙，穆彰阿字鹤舫，正好切合这两个字。那么，“神仙亦劳劳”，就是说曹、穆虽悠闲，却误国累民，罪过不浅。
　　
　　当然，如此读诗，不免为有识者所笑。然虽心知其非，仍悍然如此解读，则也有我的理由。君不见当代著名史家余英时先生读陈寅恪诗，不就用这个方法么？余先生将陈氏与人书中所说的“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解作“马列主义”，只因太史公司马迁切“马”字，冲虚真人列御寇切“列”字。余先生并充类至尽，发展出一套可以读通全部陈诗的“密码系统”[8]。若余先生言之成理，则後进学步于邯郸，似又非大谬不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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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清史稿》本传云：“十五年，特召还京，直上书房，授文宗读”；按据《杜文正公年谱》：“（道光）丙申，正月，奉硃谕：四阿哥著于四月初三日入学读书，杜受田著充四阿哥师傅。钦此”。丙申为道光十六年，《清史稿》云“十五年”，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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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柏葰是不是“穆党”，鄙人存疑。此说见诸刘海峰《“穆党”对道光朝晚期吏治的影响》（载《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并未提出证据加以说明。又，此文确定某人是否“穆党”，多无证据，随口而道，十分轻率，不足为定论。
　　
　　[6]《薜箖吟馆钞存》卷三即有五首与黄爵滋唱和的诗，步韵奉和，至再至三，或不能遽认二人关系密切，但至少能说明关系不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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