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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廷魁出身穆门，但也是个“反党分子”。据说，道光二十三年春天，天象异常，“有白气自天西南隅直扫参旗”，兆头很不好。于是，廷魁上了一摺，说，“时政乖迕”（错误政治导致天象示警），倘不审慎应对，必有後祸。他提出两条建议：首先，罢黜穆彰阿，他要对行政错误负直接责任；其次，皇帝应负领导责任，请“下罪己诏”。宣宗“览奏动容”，表扬他的“切直”。这是《清史稿》本传的说法，窃谓有疑焉。

因天象不祥而贬黜大臣、下诏罪己，这样的事不是没发生过。汉代丞相翟方进因“萤惑守心”天象而自杀，算是最极端的例子。这都是董仲舒发明那套“天人感应”学说之後出现的怪现象，用今天的话说，叫愚昧无知。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一想，似又不然。若人真是从猴子变过来的，进化了那么多年，不会总停留在“猴子捞月”的境界。天象再怎么变，亦不过“天行有常”，非说一一对应地上的人事，每遇变象，就得杀个人献祭，或者跳场舞驱邪，也太弱智了点。可不可以设想，每逢天象有异时朝廷出现的人事变动，表面上是“天人感应”，其实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呢？这是绝对有可能的。翟方进自杀，据史学家考证，根本就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再经天文学家考证，则连“萤惑守心”的天象也是虚造，当时压根没出现过。大家都是明白人，只不过借着天象这个由头一起玩限制级游戏罢了。再进一步设想，这个限制级游戏的参与者，君与臣，哪方获胜的概率大一点？没错，游戏设置的本意，是想制衡皇权。你都贵为天子了，地上的人没法跟你较劲，只有抬出你爸也就是天来跟你博弈了。只是，我们知道，游戏规则制定者或叫立法者，确实力大无比，但是，对游戏进行裁判的权利或称释法权，才是一切力量的根源。在限制级游戏里，因与果是倒过来的。皇帝说，我禀命于天，天象变了，我是得负责任。但你得明白，这是有限责任。国家治理，我委托了你们，该负首要责任乃至无限责任的，是你们。翻雲覆雨，就这么简单。于是，我们看到，在“天人感应”的两千年历史中，本应受到规则制约的皇帝，反而是经常的胜者。试图制约皇帝的臣子，往往成了灰头灰脸的输家[1]。

这个道理我们能明白，聪明的廷魁能不明白？他这一枪，不是冲宣宗去的。罪己诏？那是虚晃一枪。他要扎的，是穆彰阿。可宣宗也不蠢啊，廷魁想干啥，他心里明镜似的。他欣赏穆彰阿，委以重任，怎么会让御史用这么一个无聊的借口伤害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借口再无聊，宣宗也不能不作出严肃认真的回复。玩了两千年，游戏质量如何先不说，游戏精神大家都得有。那么，廷魁刺出一枪，宣宗如何招挡的呢？《清史稿》只说：“宣宗览奏动容，嘉其切直，朝野倾望丰采”；既不换人，也不罪己，且无一字辩论，这决不是正常的游戏态度。因此，疑问就从此产生了：到底廷魁的奏摺说了啥？他真提出罢黜宰相了么？翻开《清实录》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日的纪录，找到了答案。据载，廷魁提出两条建议没错，但他的建议是：“请下罪己之诏，开直谏之门”；没穆彰阿什么事。而且，宣宗的回复壁垒森严，看不出“嘉其切直”的意思。对于“罪己”，他有鸦片战争失败的辫子被捉住，故说：“朕深宫循省，负疚良多，自当刻意慎修，勉益加勉”；但是不是真应下诏罪己，他避而不谈。心底里，他或不认为鸦片战争失败完全是他的责任——事实也是如此。对于纳谏，他说：“应天以实不以文，正不必特诏求言，反似虚应故事”；这体现了他一贯的现实主义执政风格。最後，他并含蓄的批评廷魁，“尽言无隐”是好事，但是，说话要靠谱，“傥泥古不化，徒托空言，仍于国计民生毫无裨益，则大非朕虚己听言之本意也”。

诚然，《清实录》有不实的地方，但多与清初史事有关，道光一朝《实录》应系信史——此处信史的意思是，或未记录全部真相，但凡被记录的都是真话。而《清史稿》仓促成书，纪事多误，以与《实录》对勘，究应以後者文字为准。然而，据此可以推想，廷魁借机攻击穆彰阿，或非空穴来风，当时必有相关的传闻。虽不知《史稿》采用了那家的史料，但至少能说明廷魁不在党中。

“三直”中年纪最小的朱琦，似未与穆彰阿发生过冲突。他与曾国藩保持了长期良好的关系，而国藩与穆彰阿关系密切，想来，对穆的态度，他与陈、苏不同。他曾在一份林则徐的手迹後面写了一段跋文，中云：“文忠（则徐谥）公高节大名，海内瞻仰，过于长白相国。其嗜士则同，勤吏职亦同”[2]。按，长白相国，即穆彰阿。此谓林则徐的名声比穆彰阿好，但是，在敬业和爱才方面，穆彰阿不输给林则徐。这个评价不低。尽心政务与识拔人才，幾乎就是宰相的全部工作，说穆彰阿两件事都做得不错，褒扬之意不言而喻。而且，人家请他为林则徐的手迹题词，他偏要犯忌讳，不但提及众所周知的林氏政敌的名字，还说这人的好话，竟有为穆彰阿鸣屈洗刷的意思。由此，似可说朱琦有“穆党”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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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嘉凤、黄一农《中国古代天文对政治的影响——以汉相翟方进自杀为例》：“在中国古代，灾异原或得以制衡皇权，避免其无限制的膨胀，但是从翟方进因天变而自杀的例子看来，实际的功效并未如此，虽然善为星历者或可对天变提出解释，建议应变之道，然而最後的决定权及最大的操控权，却多掌握在皇帝手中”。载《政治与权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

[2] 朱琦《怡志堂文初编》卷五《邹抚军所藏林文忠公遗诗书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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