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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并不是一群只爱清谈的文人。他们是魏、晋之际一个锋芒很露的朋党。他们的消极狂放都只是对司马氏专政谋篡的一种抗议。他们多数有接近低微的色彩，与司马氏所代表的大族阀阅正处在对照的地位。他们虽不是人人有放诞之行，但确都爱好老、庄，崇尚自然，反对那些大族阀阅所标榜的形式上的礼教。他们又不是孤立的人物，他们的倾向也就是魏末及入晋以後许多名士的倾向。

不过七贤才性各异，他们在政治上的使命和遭际也彼此不同。嵇康激烈而蒙祸，阮籍至慎以全身。这两个人都有不凡的才情，绝高的声誉，真可成为精神的领袖，但也正因此似乎注定不容有实际作为的机会。只有山涛是个深沉坚忍的角色。他在中年走入了司马氏的政府，但那只是选择了一条奋斗的曲折路线。他在後半生幾十年里一直还是名士间的重望；他在政府中作了反当权份子的一个长期的首脑。也许正是山涛的经历最能够显示七贤在政治上的积极目标和他们背後的政治力量的真正性质。

山涛（汉建安十年，205生）长阮籍五岁，长嵇康十八岁（注一）。东晋袁宏的《山涛别传》（《御览》四〇九引）说涛初不识二人，但“一与相遇，便为神交”。《晋书•山涛传》说涛先识嵇康，後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注二），叙在涛四十岁前。可见涛结交嵇、阮总在年轻的叔夜才致已经成熟的时期，涛自己总已将近四十。因为涛说当世只这两个人可以为友，他的妻韩氏曾特意窥察嵇、阮，并且看出涛的才致不及两人，“正当以识度相友”（《世说•贤媛篇》；涛自己也说，“伊辈亦当谓我识度胜”（《御览》四四四引《竹林七贤论》）。然而这个以“识度”胜的山涛，在他已近四十之年，却与宏放慷慨的嵇、阮，尤其是年轻得多的嵇康，一见即为神交，更说只这两个人可以为友，可见他一定也有潜蕴的奇气，深藏的抱负。

比山涛年少将三十岁的王戎（魏青龙二年，234生）（注三），看“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能名其器”；与王同辈的裴楷也说，“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世说•赏誉篇》）。这两个人所说的至少总是山涛五十以後的气象。东晋顾恺之的《画赞》更说，“涛无所标明，淳深渊默，人莫见其际，而其器亦入道，故见者莫能称谓，而服其伟量”（《世说•赏誉篇》注引）。这是山涛近八十岁的生涯赢得的身後评论。正是这个极有深度的山涛担负了实际政治上一种不寻常的，极需要坚毅和忍耐的任务。他也正因为担负了这样的任务，才更使人认得他的潜沉幽远的禀赋。

魏正始十年（即嘉平元年，249）初，司马懿杀曹爽兄弟和他们的与党，是决定魏室运命的第一个猛烈打击。这是懿在七十三岁（嘉平三年，251）高龄病死前两年多的事变，是为着确保司马氏地位的必要行动。正始八年五月，这个大谋略家就托病不出，可以说已开始秘密作政变的准备。

山涛是在正始五年（244，四十岁）才作本郡河内的属佐，二三年间历任主簿、功曹、上计掾，被举孝廉，又被司州辟为部河南从事（注四），已是督察京师行政的要职。这也正是循着政治升进的一条主要途径。而这二三年间曹爽正用全力扩张权势；何晏任吏部尚书，毕轨任司隶校尉，李胜任河南尹，都是爽在这一时期的布置。何晏本来是尚清谈崇老、庄的前辈，他和毕、李等人与曹爽同日受诛是当时名士的重大损折。留传下来的旧史虽没有写出山涛与何晏等的个人交谊，但他的升进到督察河南的职位总可以表示出他与当时的吏部、司隶，以及河南尹的可注意的关系。他在州郡的迅速上升总不能超乎曹氏当时扩张权势的布置之外。因此他虽还是职在地方，却对中枢高层的动静消息抱异常的关切。

《晋书》涛本传载着他和石鉴在司马懿初托病时的一段夜谈的故事：

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傅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

石鉴的轻嘲虽未必足以证明他对政局的变化全没有关切，山涛的早虑却已可表示他在司州的见用不是普通的仕进。在曹爽被诛前预作远嫌避祸之计的也不止涛一人。阮籍在政变前一年馀也托病辞曹爽的参军。然而阮是早已见狂放不仕之形，他被曹爽召为参军，以及後来得司马父子或高贵乡公授给参议、侍从的官职（大将军从事中郎，散骑常侍），都似乎只是虚领荣街和禄位，不是真正的进取。所以他辞曹爽，虽然记载不详，也似乎只是轻松的举动，不像山涛弃职那样带一种紧急的意味。山涛不仅可以说有亲曹氏的色彩，而且是正在接近中枢的实际行政上迅速升进。当然他的职位还低；他还有隐身退避的馀地。他应当还要保留未来的政治机会。所以他不能不时刻保持特别的警觉。他不能不在一个最早的时机从前进的路上迅急撤退。

山涛是河内怀人，与温县的司马氏同郡。他又与司马懿的妻张氏有中表亲。自弃职隐身後幾年，总在司马师执政（嘉平三年，251，涛四十七岁）後二三年，涛以亲戚见师，被举秀才；重登政治的阶梯。魏朝末年，司马昭特命他的儿子炎拜涛，说他是“乡闾宿望”（涛本传）。然而这样的乡闾和姻戚两重关系不能掩去山涛和司马氏间的家族门第的差别。

涛父曜只是冤句县令，涛自己早孤而贫，但少年就有声誉。《世说•政事篇》注引虞预《晋书》载涛十七岁时（黄初二年，221）他的族人对司马懿谈论“涛当与景[师]文、[昭]共纲纪天下者”，懿却作戏言答说：“卿小族．那得此快人也!”

这一句话就不只点出了山涛的家族身份，而且点出了魏、晋之际和入晋以後政治危机的一个根源：士大夫中的不同门户的对立。

曹操的父亲（嵩）是宦官的养子。操在汉末重建中央政权的过程里击败了袁绍那样四世三公的家族的人物，吸引了许多不同门第的俊杰，并且公开打破东汉以来世族所造成的衡量人才的标准，以不计家世和重才不重德代替较量家世和只重道德虚表（注五）。司马氏专政又是世族的得势。河内在秦、汉之际是司马氏建殷国之地，懿以上幾代既连出显官，又是礼教著名的门庭。有功于晋室受禅的幾个大老，琅玡王祥，陈国何曾，颍川荀顗，都是世族的表率。曹爽所援引的一批名士家族背景不齐，但都不属典型的高门（注六）。何晏、夏侯玄等倡言名教本于自然，就是上接曹操的通脱趋向，正违逆着世族专重礼法的传统。司马师在青年时也曾与何晏等接近（注七）。总是为了争取名士而有意表示思想的开明，不是真正背弃他们自己家族的风尚。竹林七贤的放达更为显着，实际上他们中间接近寒素的色彩也极重。嵇康还不至于靠劳力生活，但他确惯与向秀合作锻铁，这也许表示他们正以低微自傲。阮籍虽有名父（瑀），阮姓还不是世族，籍与咸并且说是贫家（注八）。刘伶的家世最晦暗。他的容貌既丑，鹿车带酒似乎更显得伧陋。阮籍的《大人先生传》还用繁丽的文辞和翱翔的意想遮饰着对士君子的讥刺，刘伶的《酒德颂》则简短粗率，朝着贵介缙绅直吐极端的轻蔑。司马昭在执政前也曾想为他的儿子（炎）求婚于阮籍，这也是为了求得一个名士的政治支持，不顾两方门户的差别。阮籍则连醉六十日，使对方的意思不能提出。

当然这也没有产生单纯的阵线。嵇、阮和山涛还得到琅玡王戎那样大家青年的追随。另一个高门人物，泰山羊祜，与竹林名士结了更重要的盟谊。在晋中朝的一次真正最有决定性的政治大权的争夺里，正是山涛，以一个长老的地位，支持那次争夺中的一方面的主角羊祜。但这种盟谊和那次政争在旧史里幾乎全被掩盖了。後文正要论列这个题目。

然而大族、小族的界限还是那个时代里政治分野的一个重要因素。竹林名士显然有一个小族的背景，总是一个广阔的背景。山涛晚年（七十岁以後）在晋朝特别被要求长期主管吏部，也许最足以显示他在小族份子中的地位。世族得势的政府却不能不用一个典型的小族人物在一段长时间里一直掌管这控制官吏进身和升降的部门，足以表示那个政府不能不顾到非世族份子的愿望，总也是广泛而有力的愿望。这又足以显示山涛正是那些非世族份子的一个领袖，因此他的长期主管吏部对于满足那广泛的愿望才正是必要的。

司马氏在诛曹爽後，还要有十年间连串的整肃，镇压，凶谲的行动，才能接近禅代。司马懿在死的前一年，嘉平三年（250），削除了淮南的王凌。从正元元年到景元元年（254—260），师和昭相继杀夏侯玄、李丰等，废齐王芳，平毋丘俭、文钦（淮南），破诸葛诞（淮南），一直逼出了高贵乡公（曹髦）进攻相府被刺死的事变（景元元年，260）。

山涛在这些惊心的岁月里，过了退隐的一段，只有若干年似乎不关轻重的经历（郎中，骠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赵国相）。要到景元二年（261，涛五十七岁），即高贵乡公事变後一年，他才就任吏部郎（年份据《魏志•王粲传》注引《山涛行状》），这是吏部尚书之下实际掌管铨选的关键位置。涛在晚年自己主管晋朝的吏部，曾形容这吏部郎是与选用事务“日夜相接”的要员（《北堂书钞》六十引山涛《启事》）。但他自己在这个职位只有很短的经验，到景元四年（263）就被转调作大将军（司马昭）的从事中郎（注九）。可见的旧史传全没有写出什么因素引出了那次吏部郎的任命：是司马氏的胜利迫成了山涛的就范和升进，还是连串的斗争之後不同的政治力量还要寻求新的平衡？也没有文字说明山涛在这个职位的时间的短暂：这只关涉个人的浮沉，还是牵连着政局的大势？在山涛就吏部郎前幾年里吏部的主官和郎中的人选没有可察的明白记载（注一〇），也许正足显示当时没有有重望的人物在职。但用山涛为吏部郎的任命，以及涛的接受这任命，却实在都不是简单的事情。照有名的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看来，那次任命实在经过很长的酝酿。康在那信里说出他写信的时间是才听到了山涛新任命的消息，据信里提到的康的男孩（绍）的年龄计算，是在景元元年（260）（注一一）。那信里又明明提到康自己“前年从河东还”听说涛曾提过以康“自代”。那个”前年”算来是甘露三年（258）。初有涛为吏部郎的拟议或者更要早些，至晚也在康“从河东还”的同年（注一二）。可见从初有以涛为吏部郎的拟议到任命的发布至少有二三年的时间。山涛就这吏部郎职位又不在任命发布的当时，而在景元二年（261），也就是嵇康听了那任命的消息并写了那封绝交书的明年。因此从初有那任命的拟议到山涛的就任至少经过四个年头（258—261）。这就更可见得那次吏部郎的选择总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一件有重大理由而又很费周折的事。任命这样迟迟决定和发布的原因里总有山涛的重大考虑和犹疑。

山涛在初有那次任命的拟议时的一个行动，就是提出以嵇康“自代”，最可以表明涛自己在当时的严肃立场。康在当时本来正为了谢绝司马氏一次征召的意思而托词在河东避过一段时间（注一三），而在从那远方回到京城或他的寓土山阳时（注一四）听到了山涛的那个提议。一个“淳深渊默”的山涛，用嵇康绝交书的话来说是“傍通多可而少怪”的山涛，却要提议让一个锋芒最露的嵇康，而且是素为神交，又是已经表明不受征召的嵇康，替自己接受这操纵铨选的关键位置，那就大概不会是要借一个美好的官缺酬答一个朋友，也不会是认为只有这个朋友的才识恰好配这个职位。而大概是为了表明他自己在面对着一个重要的邀请时没有离开自己的一群，表明他自己还深信这个朋友是一个广阔的方面最有众望的人物，表明他自己认为这吏部郎的任命如果意味着一种政治的让步，则接受这任命的还应当是这个朋友。吏部郎的任命，加上山涛的提议以嵇康自代，大概可以推想是两个政治力量之间的一种协商。山涛用行动使人明白，没有个人的就范或交易。

嵇康对山涛那次举荐的表示并没有立时的反应。那件著名的绝交书虽然有一个谢绝推引的题目，却并不是在山涛有那次推荐表示时写的，而是在涛有那次表示之後二三年，并且是在涛的任命已经公布之後写的（前面已经提过）。嵇康在信里还明白说到涛提议举他自代的事已经过去了（注一五）。那信也绝不是两个朋友为了什么荐举的事而分裂的凭证，而是嵇康假借了一个没有实在意义的谢绝推引的题目（注一六）针对眼前时势而发的一份反抗的宣言。信里所说的种种很不中听的不堪任官的理由，显然只是为了托出“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这一句最激烈的讥刺。康在涛提议以他自代之前为着谢绝司马氏的一次征召不过是托词远避，他在绝交书里的激烈表现则大大不同于往日托词的意态。因为他这时所面对的已不是一次征召，也不是一个朋友荐举的提议，而是一个新的政治情势，是司马懿诛曹爽以後十年来终于出现的最严重的情势。前面提过，嵇康写绝交书是在景元元年。高贵乡公在司马氏的相府前被刺死就在这年的五月。山涛就吏部郎任是在景元二年，康写信给涛在听说涛的任命之後，在涛就任之前，大可推测是在元年的後半，应当是紧接着高贵乡公那次的事变。因此他那信里所说的“每非汤、武”和“在人间不止此事”已不是泛泛讥刺司马氏篡夺的长期趋向，而是直指着已迫近的禅代和新发生的魏主的死难。 嵇康在那信里又不止吐露了他自己一个人的声音；他所表示的可以说是他的幾个亲密的朋友和以外许多人当时不能表示的心情。司马昭害嵇康（四十岁，景元三年，262）（注一七）只借了一种非政治的理由（注一八），而三千个大学生在康下狱後请求任命他为博士，有些豪杰还要追随入狱，已构成一个明显的政治抗议（注一九）。这虽然只是一个一现的运动，也足以标出司马氏专政之下直到这时还有广大的潜存的反对力量。晋受魏禅是嵇康死後三年的事（咸熙二年末，已是公元266年初）。可见司马氏在走向禅代的前夕之时不能不容忍着这样的反对力量。

山涛就任吏部郎正在高贵乡公死难与嵇康受害这两个祸变之间。史传没有写出他是抱着怎样的意态就这个职位，读史的人也许可以想象他不得不忍耐着痛苦的情势，正仿佛司马氏政权不能不包容着反对的力量。但这绝不是达到了真正的妥协。涛的就职距离任命的最初拟议有四个年头之久，而不出二年多他又离开吏部转就大将军从事中郎，那是景元四年（263），已经更接近了禅代。如果原来以涛为吏部郎的任命可以说是意味着求一个政治的平衡，他的早早离任也许正可以表示他的在这个铨选职位在当时急趋向于皇权大变动的局势之下已没有什么实质的重要。

这又绝不是山涛的重要的消逝，而正是他将要显出更大得多的重要的转机。因为入晋以後的历史将要表明禅代并不是政争的结束，魏末相对抗的两个势力在晋武帝一朝还要演出新的不断的争衡，而且正在临近禅代的变动紧凑的两年里便要看得见那些新的争衡的起步。山涛则正要在那些争衡起步时，在新朝的争衡里，显出一个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先进者的地位，一个名士阵线的长老和组织者的地位。嵇康临诛对他的儿子说，“巨源在，汝不孤矣”（涛本传）。这句话应当不仅说的是遗孤的有托，还表示康对山涛的政治上的信赖。

晋室受禅以後的朝廷不再有司马氏父子那样一手控制全局的人物。但泰始（265—274）初幾年里就有两个对立的势力要拥出各自的领袖。一方面的人物是贾充，是司马氏一个真正的心腹份子，是景元元年事变中下令刺死高贵乡公的人。贾家本是儒学的旧族，充的标榜孝道正是追随着王祥、何曾等礼教大家的门风。另一方面的人物是羊祜，他的立场最值得精微的分析。旧史特写出祜在禅代之际对晋室有“佐命之勋”（祜本传），然而他在早年确与曹氏有一段不平常的关系。泰山羊氏本是九世二千石的名门，祜自己也是拘谨守礼，然而他所爱接近的却是低微的份子，放达的名士。贾充与羊祜在泰始初幾年里的竞争大权是晋中朝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政争。以後十幾年里迭起的政争都只是这次政争的延续，而且，在回顾中看来，这次政争的结果也许幾乎决定了後来那些政争的最终结果。

然而这样一次有决定性重要的争衡在旧史里却幾乎完全被掩盖住了。这就使以後十幾年里不断的政争的面貌和真正性质也都模糊了。只有《晋书•山涛传》叙涛在泰始四年（268）因为得罪一个“权臣”而被排到冀州一节包含着这次争衡的一点消息，却是真正重要的消息，但也是被隐秘起来的，要有重重探测估量才可以确实得到的消息：山涛大概参与了泰始初两、三年里一次贾充与羊祜的争衡，而且是一个比争衡两方的主角都还更重些的人物，是一个不凭政府中的地位而能够企图左右政治大局的人，是一个名士阵线的长老，是站在羊祜背後支持他竞争大权的人。

羊祜比山涛晚生十六年（黄初二年，221）（注二〇）。这两个人都不是单纯的人格，而祜似乎更是一个包括一切的人格。论家世和禀赋，他与山涛有些相近的地方，却也有很大的差别；论政治的凭藉和趋向，他们有些不同的地方，却又有基本的一致。祜的人格似乎包括了一切难于兼备，甚至于互相矛盾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似乎样样要归结到一件事情，样样要归结到他是一个一出来就显得十分重要的人物，一个当然有资格在晋朝竞争政治大权的人物，也是一个当然要得名士阵线拥护的领袖人物。只是山涛终可以说是一个比羊祜更重要些的人物，因为在祜成为那样重要的角色的时候他正是祜的主要支持者。

祜和涛都与司马氏有姻戚的关系，不过祜更是近亲。司马懿的妻张氏是涛的从祖姑的女儿；祜则是司马师妻的同母弟。两个人自己的家族地位更有差别。山家被司马懿明白叫做“小族”，羊氏则到祜时是九世二千石的名门。山家的人在涛少年时说他将来应当与师和昭“共纲纪天下”，司马懿虽是戏言却直说以山家的地位怎能出这样的“快人”。祜的本传则记着他大概十二岁时就有一个神秘的父老预言他在六十岁前要“建大功于天下”。这尽管也许是後来的附会，史官却似乎觉得正合他的生来的身份。祜在政治上进取的途径也不是涛所能比。涛是四十岁以後才循着从州郡属佐起上升的路开始前进，到了五十幾岁才得吏部郎的任命。他是在入晋以後，很经过波折，到了六十八岁，才得吏部尚书的任命，就任那年整七十岁（泰始十年，274）。祜则在青年时不受地方的征辟。他到了三十五岁，不凭经历而被征作机要的宫中侍从（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到了禅代之际（咸熙二年末，改元泰始，已入266），他才四十五岁，已经是禁兵统帅（中领军——中军将军）。再过两年多，才四十八岁，他已经是尚书左仆射（泰始四年，268）（注二一），到了他接近最高的行政权力的时候。

祜和涛的禀赋很有相近的地方。涛的近八十岁的生涯赢得一个“淳深渊默”的题赞，祜的传略也可以使人看出他的深沉。涛在晋朝主管吏部，据说每有官缺他总是先“密启”幾人，然後公开奏举（《书钞》六十引王隐《晋书》）。祜半生参与晋朝枢要政事，据说他的建议“皆焚其草”，他的推荐人物也都不使人知，因此被称为“慎密太过”（祜本传）。但这两个人的资性还是大有不同。涛只被认为“识度过人”，似乎全没有表面上可见的才气。祜则似乎具备了一切先天的优越，正配他清华的家世。他大概十二岁的相貌已引起人对他的大期望，够作一个夸耀的题目。长成以後，他既博学能文，又有修伟的躯干（七尺三寸，不及嵇康的七尺八寸）（注二二），美观的鬚眉，而且善于谈论。看後来的事业，他更是文武兼长。他能统率宿卫的重兵，能总领防吴的武力，能计划并且预备亲自指挥（只是没有如愿）一个吞灭敌国的事业，而他又常是那样雍容文雅，所以成了历史上的儒将典型。他在襄阳营中“轻裘缓带”“畋渔废政”的传说，他的功成“角巾归故里”的志愿，他在平吴计划被搁置後登临岘山在酒会中的诗人般的咏叹，他对敌国人民和将领所表示的德信，他死後襄阳人民为他悲泣，为他立碑的故事——这一切尽管也许经过文学的点染，总帮助表现出一个似乎全德的人才。
如果只看山涛与羊祜在政治上升进的缓速，则涛对司马氏的关系显然比祜疏远，而祜应当是晋室更可靠的亲信。但实际上祜和涛在司马氏与曹氏的对抗过程里却竟有幾乎完全相同的立场，甚至于祜的偏向曹氏比涛还要更明显些。祜在青年时因为天资才学受本郡守将夏侯威的激赏而娶威兄霸的女儿，霸是渊的长子。曹操的父亲嵩本是出于夏侯氏；渊是操的族兄，并且是曹氏的功臣。祜在青年时不受地方的征辟，已可见他的身份不轻，他的出处很持重。祜本传载他与王沈同时被曹爽征召，沈劝他就征，他答说，“委质事人，复何容易？”後来曹爽败灭，沈以爽的故吏被免职，还佩服祜的远见。祜与沈在被爽征召时的商议正彷佛山涛与石鉴在司马懿初托病时的夜谈。王沈与石鉴同样对时局似乎不经意，倒可见他们在当前两姓的争斗中大概与任一边都没有重要的牵连。王沈後来在高贵乡公攻击相府前竟是向司马氏预报消息的人（注二三）。羊祜不受曹爽的征召，则又彷佛山涛在司马懿托病时的急退。祜也像涛一样在政局中必不是没有偏向，因此要格外警觉。但是祜又有涛所没有的刺人眼目的行动。曹爽被诛时夏侯霸正在征西军中，于是投蜀，受了郑重的接纳。这是魏、蜀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魏朝内政上的一件大事。霸在国内的姻戚都与他的家族断绝，只有祜还维持并且加厚对他们的亲情。祜本传说他在夏侯霸事件刚过後连遭母、兄丧事，乃至“毁慕寝顿十馀年”，并且形容他在这段时间里“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这也彷佛山涛在曹爽败灭後的“隐身不交世务”，只是祜的行动更触目得多。祜的待善夏侯氏应当不只表示他对岳家的人情或道德的风格，还表示他在时局中的独立。丧制和哀思，无论在当时或在为他立传的人的笔下，可以说都正好掩饰他在政治上的挫折退避。

祜的“寝顿”实际上不到十年。司马昭在正元元年（255，高贵乡公在位第二年）二月为大将军，开始执政。祜本传说“文帝为大将军，辟祜未就；公车征拜中书侍郎。”祜的就征若在昭执政的第一年，距夏侯霸事件（嘉平元年，249）不过七年。伹这约七年的时间正当祜二十九岁到三十五岁，是人生最盛的时期。以祜的门第，以他与司马氏密切的姻戚关系，以他本人出众的才品，他却要把一段最好的年华在退息隐避中消度。这也许正足表示他在当时的局势里不是一个没有份量的人物。他在两姓对抗中总不是没有明白的偏向；他对于那些年里正在强化的司马氏的地位总是持了不轻易承认的态度。

祜的亲曹倾向是使他在政治上有一段长期退避的因素，然而也是使他在禅代之际和入晋後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的因素。禅代虽然终于不能避免，而一个亲曹氏的政治力量，无论在禅代的前夕，在晋朝的初年，甚至在入晋後将十年，都还显然存在着。晋武帝一朝的两个对立势力的一方正是这个亲曹的力量。他们虽然没有恢复旧朝的企图，却在司马氏皇权之下有不懈的竞夺政治大权的意志。羊祜就在这样的两个力量的对立中兴起。但他绝不是凭着任何居间的地位得势；他所靠的竟是那些在晋朝还不忘魏室的份子的支持。

晋朝政府里的亲曹力量并不完全掩饰他们的面貌。武帝一朝的不断的政争中听得见对于司马氏谋篡的陈迹的公开追诉。《晋书•裴楷传》载着武帝问，“天下风声何得何失？”楷当时在宿卫（屯骑校尉、右军将军）（注二四），答说，陛下“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这大约在武帝受禅後六年，即泰始七年（271）（注二四），楷的对答是这年里一次排贾充到中央之外的活动的一部分。楷虽然没有说出什么是他所指的充的罪恶，但充正是篡夺过程里最凶险的一步行动的显著象征，楷的所指总也不在别的事实。这样的言论在晋的朝廷里不但被容纳，而且收了效果。贾充在当时是车骑将军、侍中，守尚书令。武帝听了任恺（侍中）、庾纯（中书今、河南尹）的建议，任命充为督秦、凉二州诸军事，保持着车骑和侍中的荣衔而夺去了在中央的政治实权。这是泰始七年七月的事（年月据《武帝纪》）。不但是任命已下，而且百官的饯别已经举行。只是到了十一月将临出发的时候，因为荀勖、冯紞设计使充的女儿结婚太子，充才得被留在原职，一次排除他的计划才被打破。

然而不久还要发生一次强烈的反对情绪的爆炸。贾充在泰始八年七月又得了司空的尊号（年月据武帝纪）。大概就在这以後不久（注二五），在他的一次邀宴朝士的集会上，庾纯拒绝他的劝酒引起互相讥讽，竟变成彼此不留馀地的冲突。充也许没有料到後果而责备纯“父老不归供养”；纯则显然不惜决裂，乘机揭开裴楷没有明白说出的政治题目。他直呼贾充的名字说，“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反问“何罪？”至于如此，纯竟叫出“高贵乡公何在？”（纯本传）。宴会立时被惊散，纯靠两个同情者羊琇、王济的救护才免于被充左右扣留（注二六）。
庾纯的一叫引出一场公开的政潮，更显出两个对立势力的相持。贾充以司空、车骑，尚书令的崇高权势不得不用解职作抗议；庾纯则自己缴出印绶，于是以醉酒犯上的罪名被免去河南尹与关内侯。接着在诏令之下还有一场许多人用奏议参加的辩论，但回避着政治的忌讳，只检讨纯的父老不归和醉酒失常。一个完全替纯辩护而反对免官的意见虽然不能被采纳，总结辩论的诏书却承认纯在孝道和礼节这两方面都不算有过，免官只是为“将来之戒”，还说“疑[当时]贾公亦醉”（纯本传）。有纯那样公开的犯忌，还有这样迂远的辩论和这样宽容的诏书，可见在司马氏皇权之下偏向旧朝的势力还有何等份量。又过了幾年，已经是武帝在位第十年，即咸宁三年（277），纯又被任为国子祭酒（注二七），更可见他还得博士及大学生的众望。这件事令读史的人想到魏末嵇康入狱时大学生三千人的请愿。

作为司马氏篡夺行动的代罪者而被仇疾的人也不只一个贾充。比充勋望更高的何曾在晋室是第一功臣；诛曹爽前他随着司马懿托病，废齐王芳有他预谋，司马炎袭晋王他作晋国的丞相，禅代之际他领衔劝进，入晋朝後他位至上公（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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