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网俱乐部

按：此文据任塾撰《地震记》写成，并参考有关方志与档案。任文载乾隆《三河县志》，其他引用随处注明。

吾，姓任，名塾，表字克家，号鹳峰，江南省怀宁（在今安徽省）人氏，是明朝出生的人，康熙六年中了进士，作的是清朝的官。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时代，对此，吾亦何说？有说的是，吾是个小人物，进退无关大局，人生首要任务是一己之立，一家之赡。改朝换代，殉节的殉节，加官的加官，是皆与吾无干也。当然，这话就私下说说，姑妄听之。不过，自幼立志做一个忠臣孝子，不论在哪个朝代，这也是吾的心声。乙酉年（1645），“我大清”兵威临于江南，吾父当时参加了抵抗组织，兵败被捉，性命堪虞，其时吾虽年幼，却孤身走入军营，“请以身代”，军官为之感动，将吾父放归（光绪《安徽通志》卷二三五）。吾在地方任职多年，生性“廉介”，爱民如子，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以此，官运不怎么样，官声却甚好，身后入祀名宦祠（雍正《畿辅通志》卷六九）。这是组织对吾的肯定，也是舆论对吾的嘉奖。如果有来生，吾仍愿做一个县官，惟有一个祈求，那就是别再地震。

据後世专家定名，吾在直隶三河县（在今河北省）任上遇到的那次地震，学名为“1679年三河-平谷八级地震”。1679年，即康熙十八年，这年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十点多钟，吾正在县衙西偏房午休，突然被人推醒，睁眼一看，门关着，室内并无他人，正纳闷儿，从地底传来隆隆炮声，地面也有声音，听上去像极了“数十万大军飒沓而至”——吾少年见过兵戈，知道数十万大军是个什么概念。更纳闷了，怎么回事啊？直到看见窗框在诡异的“上下簸荡”，吾明白了，这是地震。赶紧跑。从床到门，平时就几步路，这回吾却跌了几跤。平地起波澜，大概就是这个情景。糟糕的是，刚跑到门内的屏风，“砉然一声”，房塌了，吾被埋了。

幸好屏风盖在身上，分担了栋梁砖瓦的压力，吾没有当场殒命。事後调查灾情，发现地震来时，处身于“床几之下，门户之侧”的人，大抵幸免。稍稍检讨一下局势，除了牙齿腰肱受伤，尚无大碍，于是，吾开始呼救。叫了很久，没人答应，吾想，不能再叫了，要保存体力，于是，吾尽力伸出一只手指，不时摆动，盼能被人见到。果然，吾儿看到了，立即带人“徙木畚土”，花了一顿饭的功夫，将吾挖出。重回人间，来不及庆幸，举目一望，却又不似人间——“远近荡然，了无障碍，茫茫混混，如草昧开辟之初”。也来不及感慨，一婢奔来，说吾妻埋在某处，赶紧带人去挖，掘出，一探，业已气绝。也来不及伤悲，只听得人声乱呼，有人大喊“地且沉”，有人大喊“地火出”，幸存者纷纷“登山缘木”，乱作一团。吾还算镇定，命人各处去看，方知所谓地沉，实是地裂，裂处有黑水带着细沙涌泛而出，其势尚不足淹没陆地；所谓地火，不过是人家厨房的灶火，震後未熄，从下延烧而已。

地沉地火既是虚惊，吾该想下一步做什么。吾是县官，得看看全县灾情如何。往外一走，傻眼了，标志性建筑全倒了，道路全非，只能走到那，看到那，没个准向。一路上，触目惊心的是“劫棺椁、夺米粮”的恶状，现在没空也没能力管这些，回头再找这帮刁人算账。更令吾伤心的则是“土砾成邱，尸骸枕藉，覆垣欹户之下，号哭呻吟，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全县房屋几乎全倒了，粗粗一数，留下不过五十间，奇怪的是，建筑物之倒与不倒，与吾素常的观念有冲突，譬如，一般土木结构的倒了，正常；在十分坚固的“铁塔石桥亦同粉碎”的情况下，留下来的房屋看上去与一般建筑亦无大不同，不正常。吾想不清这个道理，亦无暇去想。

接下来，吾当务之急，先要葬了亡妻，再仔细清点伤亡人数，分别核定受灾程度，向省里汇报，希望能为无辜县人争取合适（不敢说更多）的赈款与税惠。

现在是非常时期，兼之天气酷热，再也顾不得通常仪节，赶紧将亡妻葬了。吾命人找来裁缝，欲做寿衣，他却没有刀尺；找来木匠，欲做棺材，他却没有斧锥。不得已，只能裹上一条草席，“蒿埋”了事。

八月初一日，即地震发生後第三天，钦差来县，宣读圣旨，谓过几天派一个副部级干部下来，勘灾赈民。初六日，财政部（即户部）萨穆哈副部长来县，看了一转，先对受灾最重的南城穷民进行救济，共计529户，每户发给十两银子。十六日，又来了财政部的沙世司长，对全县941户穷民进行“散赈”，仍是每户十两银子。十八日，又有圣谕，命将本县因灾死亡人数向中央核报。接下来半个月，吾便忙于整理这个数字，最终查明：共计死亡2474人，另有不知姓名死者，计203人。九月十五日，颁下圣旨，谓，每位死者家属发给二两五钱丧葬费（“棺殓银”）。但是，旗人（按谓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人）不照这个标准，另行请旨发给——必较汉人丰厚。未成丁之幼孩死者，不予发给；未知姓名死者，亦不予发给。这两类人，俱由县里派人“料理”，集中掩葬。此外，经本省巡抚查明各地受灾程度，本县列为“重灾地方”，今年的应纳税款（“地丁钱粮”）全部豁免。次等受灾地方，如香河、武清，免除十分之三；再次，如蓟县、固安，则免十分之二。这真是“皇恩浩荡，如海如天”。

今谓“皇恩浩荡”，尚非套话。事後吾看文件，乃知地震当日，大皇帝即下诏“罪己”，说“地震之变，谴告非常”，是由于“朕躬不德，敷治未均，用人行政，多未允符”，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警”。当然，天变地震，所“谴告”的绝非皇帝一个人，“内外臣工”同样有罪。他们“或罔上行私，或贪纵无忌，或因循推诿，或恣肆虐民”，“大臣不法，小臣不廉”，遂致“是非颠倒，措置乖方”，终于“上干天和，招兹灾眚”。也就是说，从皇帝到臣子，在地震面前，都是一干“罪人”，若不“洗心滌虑，痛除积习”，则不单眼前的灾难是个问题，更大的惩罚还在後面。因此，全国三品以上高级官员俱应针对当前政治、经济、社会各类问题，于“应行应革事宜”，“明白条奏，直言无隐”，以求尽心人事，挽回天命。吾等小臣敬聆圣谕，不觉流下感动的涕泪。

当然，“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不过是吾国的陈言，并非今上的创举。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作过这个“秀”，有时可获一时的效果，有时竟连暂时的改善都不可得。再者，吾等七品小官，对于改善政治并无发言权，以此，关心的事仍在于赈灾善後的力度与实效。据说，地震次日，户、工二部提出赈灾建议，谓，凡因地震倒塌的房屋，由政府拨付重建费，旗人每间四两，汉人每间二两，因灾死亡人员，则由政府拨付丧葬费，每人二两。皇帝说，“所议尚少”，然而，发多少方是“不少”？也不好定。著户部派员先赴灾区，从皇帝的私房钱（“内帑”）中拿出十万两，根据受灾情况，“酌情给发”，不够的话，回头再取（《圣祖实录》卷八二）。

按，此次地震全省死亡人口约为三万馀人，计丧葬费，在六万两以上；倒塌房屋约在四万间以上，计重建费，应在十数万两以上。此外，安葬无名死者，修复公共建筑，豁免灾区税费，数额亦不小（受灾数据来自《中国地震目录》第二集）。通计清廷为此次震灾前後拿出的银子，当在六十万两左右，而直隶一省年均财政收入不过一百馀万两，其时，在西部与南方，仍有战事，军费开支浩大；因此，在内忧外困、物力维艰的清初，这次赈灾可算是大手笔。故曰，仅仅向钱看的话，“皇恩浩荡”决非一句套话。

• 相关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