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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岁月那些人系列之一

连生是个“精神病”

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寻找着他，因为他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实在是印象太深刻了。

连生比我大一岁，按年龄它应当是我的哥。
连生是我的邻居，所以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连生是个“彪子”也就是俗称的那种“呆子”，连生是个“精神病”这是一种医学上的说法。

连生的家和我的家相距不过十几米，隔着一条小巷，遥遥相对。在我的记忆深处，始终回响着连生家传出来的声音，那是连生的父母呵斥他的声音，还有他父亲教训他时，他发出的有别于我们的那种与众不同的嚎叫，凄厉而嘶哑。每当这时，做针线活的母亲就做不下去了，她把伙计放到眼前的笸篓里，然后颠着一双小脚，走出家门，她去拉架。

有的时候母亲会把满身青紫的连生带回家，亲手为他洗去一脸的大鼻涕泡，让他上床和我坐在一起。每当这时候，我就及其厌倦的，略带恐惧的躲开。因为我见不得连生那双空洞而失神的大眼睛。

现在回想起来，连生是一个身体比例及其失调的孩子。他的头大的出奇，脸上的一双眼睛也大的出奇，脖子细细的，腿和胳膊都细细的，是一种明显的发育不良的感觉。连生的父亲是一个公安，是我们儿时比较惧怕的那种，不苟言笑的，穿着公安制服的人，在我的记忆里他的脸总是沉着，象阴雨天。连生的妈妈是一个老师，教中学的老师，带着一副眼镜，很文化的样子。连生还有一个胞妹，小他三岁，小姑娘长的十分清秀，是我们这条巷子里，公认的小美人，按照大人们的说法，是继承了她妈妈的基因。听我母亲说，连生不是生来就是个痴呆，他是因为一次流脑后留下的后遗症。

连生没上过学，也没有那所学校肯收留他。但是，连生却是我们这班同龄人中最有文化的人，他识得很多字，无论是什么文章，他都能流利的读出来。让我们惊讶不已的是，平时说话十分结巴的连生，一旦读起文章却十分流利。据说这都是他妈妈教的。

连生是我们这个巷子里，我们这些孩子取笑捉弄的对象。比如在巷子里我们踢球，一脚球砸碎了人家的玻璃，大家都四散而去，唯独连生不跑，他还会去看那一地碎玻璃，然后看着那个盛怒不已的人家，然后还会向人家要回我们的足球，哪怕被人家骂得狗血喷头，哪怕被人家推来搡去，连生都不恼，他只是执拗的要回足球。最后人家也没办法，只能随他去，于是他一脸大鼻涕泡，喜颠颠的抱着足球回到小巷，扯着嗓子喊“都，都，都来啊，踢，踢，踢球啊。”

文革开始了，小巷的平静消失了，喧嚣着，躁动着。留俄的陈大叔老两口被捆绑成粽子，头上戴了据说足有十几斤的高帽子，站在板凳上被批斗，陈大叔终于承受不了，从凳子上重重的摔下而不治。孑然一身的陈大妈，慈祥的脸上已经看不到任何的快乐。这是两个队我们家恩重如山的老人，他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不止一次的伸出援手。所以，陈大叔的后事，是我的父母一手料理的。不久后，陈大妈上海的侄儿过来了，把老人接走了。从此，再未相见。很多年以后的一天，我倘佯在那条儿时的小路，看到当年陈大叔家那顶楼临街的那扇窗子，散出一种迷人的辉光，恍然间我以为我回到了童年。那是一个很短的片段，让我无限爱上无限感概物是人非。

小巷口的一家照相馆，被红卫兵端的底朝天。所有的底片，所有的照片，都散落在小巷里。照相馆的老板被红卫兵扣上了“封资修”的帽子之后，连窝端到了乡下。我和伙伴们捡回了大量的胶片，以及一些照片。里面有很多女人的“艺术照”，照片上的女人一个个美目颦笑，于是我们愤然将其撕毁，嘴里还在谴责“女特务”。

巷口不知什么时候挂上了一个高音喇叭，每天三次风雨无助的让我们跳“忠字舞”，于是我母亲和她的一些姐妹踮着小脚跳忠字舞，就是这个小巷绝对另类的风景。人们山呼海啸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练红心……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砸烂一个旧世界，誓让全球红彤彤。”这些歌儿不停的在播放。具有很强的鼓动能力。

小巷里又发生了两起重大的事件。其一，一个隐藏多年的地主的女儿被揪了出来，在她家抄家搜出了一堆绫罗绸缎，还有一些西洋餐具，还有十几双高跟鞋，口红之类的东西，据说都是外国货。红卫兵们开杂货铺一阳，把这些“战利品”摆了一地，那个倒霉的地主儿女，脖子上挂了五六双高跟鞋，脸上被涂抹的已经看不出来样子，于是我们看到了人们在看这些抄家物品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高度兴趣。无所畏惧的连生，居然从成套的西餐餐具中摸了一把西餐刀，他挥舞着，在人群中跑动。那刀子在骄阳下发出刺眼的银光。而那堆被视为封资修黑货的绫罗绸缎，被热血的红卫兵们付之一炬。烈日，烈焰，那个可怜的地主女儿，只是在呢喃着“这是我父母给我的陪嫁礼物啊，你们不能这样。”而把这一切“大白于天下”的不是别人，却是她新婚燕尔的丈夫。看着戴着红卫兵袖标不可一世的丈夫，不知道这个女人会想到什么呢？

第二件大事足以震撼小巷的十几户人家。那个清晨当刺耳的惨叫打破小巷暂时的宁静的时候。紧挨着我们家旁边的那栋小楼，那个在码头扛包的码头工人“兴隆”，把他那个娇小不堪的妻子，倒着拖到小巷里，然后劈头盖脸的猛打。那女人在呼救，没有人敢上去阻止。是我的父亲上去拦住了“兴隆”厉声喝止了他。他管我父亲叫叔，这个时候我父亲的话他还算听了。在围观中，人们听到了事情的原委，这个女人和一个小裁缝有了私情，被“兴隆”当场捉奸。于是围观的人们，更多是在谴责这个女人，“破鞋”的说法不胫而走。谁也不知道连生什么时候混进的这个人群，他蹲下身子，用衣袖擦去那女人脸上的血渍，那一刻，围观的人们悄然无声，然后连生站了起来，他笑了，结巴着喊着“破，破，破鞋，鞋啊”那声音很多年以后还在我的脑海里回响，有一种说不出的穿透力量。

我一直认为连生是一个天才。他的记忆力，他的模仿能力都堪称一绝。很多年以后，当我看到那个智障人士指挥家的时候，我就不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连生，其实他可能就是这样的“天才”。他学“林副统帅”的讲话，学“江旗手”的讲话，惟妙惟肖，从不结巴。于是我们这个小巷里，曾经有一道怪异的风景，会时不时地响起“林副统帅”“江旗手”的讲话，当连生一脸认真地坐在窗台上，拖着长音“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毛主席让我来看看大家”我们都不笑，有一种“林副统帅”，“江旗手”在身边的感觉。

事实上，我在那条小巷生活了11年，那11年除了儿时的蒙眬无知，刚开始启蒙的时候就遭遇到了文革，遭遇到了那场被后人定义为“浩劫”的灾难。它不可能不在我的心底留下印象。

很多年来，我拜读了大量的有关这段历史的一些文字。我非常遗憾的发现，他们基本和我一样，回忆的东西多，思索的东西太少了。

文革后期，当我再度走回这座小巷的时候，我已经找不见我的童年，也感受不到那条小巷带给我的欢乐和无忧，我找到旧时的家，我却找不到旧时的玩伴。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寻找着连生的下落。我只是听说，文革的后期，他的父亲因为站队问题而被处理，领着一家四口去了包头。后来我听说连生死了，好像是三十岁那一年，他钻到了火车轮下。我无法想象当铁轮碾碎连生的那一瞬，他会在想些什么，但是，我相信他没有惧怕。

再后来我听说连生的那个漂亮的妹妹回嫁到了我们这座城市，我一直试图找到她，但是，人海茫茫，哪里去寻？算起来她也近四十多岁了。连生的父母大约也不在人世了，如果在，他们的记忆还有这段往事么？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所有的人都在发疯，回头看，我突然觉得唯独连生是清醒的。

很多年以后，我在一所教堂里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殉道者的血就是教堂的墓志铭。


2008年7月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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