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网俱乐部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四

刘大叔一家

有的时候我一个人会突然冒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比如我曾经幻想着自己依然年轻，甚至依然童稚，于是那些历历的往事，竟会无比清晰的浮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感谢造物主没有赐给人类一个“老鼠”的思维，据说“老鼠”的掐算能力是很厉害的，它每一次出行之前，都会在窝里伸出自己的前肢算一下此行的风险，诸如会不会出门遇到猫，会不会中了人类的圈套上了粘鼠板，或者是被鼠夹所擒获，据说老鼠每一次都会算得很明白，很清楚。但是，它唯一致命的弱点就是忘性太大，放下爪子，就把刚才算过的一切，忘得一干二净。

其实人类比老鼠聪明么？未必！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做着老鼠算命的游戏，明明看到了自己的凶险未来，没有象老鼠那样忘性，但是，却做了“飞蛾扑火”的事情而已。

2001年的初夏，我第N次的出现在儿时的小巷。景色依旧，但是，却多了几分宁静。甚至听不到孩童的喧哗，我有些伤感。沿着小巷慢慢走过。在走的时候，我试图调动着自己的全部记忆，当真往事如烟啊。

站在我们家曾经的老房子面前，恍惚间，我好像感觉到我又回到了数十年前。那栋太久的小洋楼，已经毕现着它的憔悴和苍老，青灰的水泥墙上，龟裂的口子，屋檐上垂挂的蜘蛛网，木质的屋檐红色的油漆已经蜕变成一种淡淡的灰红。这栋楼房，曾经住过三户人家，三户人家曾经风雨同舟，三户人家曾经情如手足。如今，这一切都不在，剩下的只有记忆在风中悄然散去。

刘大叔的一家住在我们的楼上，楼上还有一户人家，我会在后面的文字里讲述这些故事。刘大叔是一个军人，曾经的军人，我甚至在记忆里依然清晰的保留着刘大叔身着军衔制服，威风凛凛的影像。

刘大叔参加过抗美援朝，据说也是在三八线上和美国鬼子打得昏天黑地的志愿军战士。但是，刘大叔身上没有任何伤痕，用大叔自己的话说：连根汗毛都没碰倒。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奇迹。

抗美援朝结束后，大叔回到了国内，家里的墙上多了几张英模的奖状，还有纪念抗美援朝的纪念章，大叔在海港做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大叔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其中三个比我大，我习惯喊他们哥哥姐姐，比我小的哪一个其实比我小了不到半年，但是，我会很不客气地叫她“XX妹妹”。那时候，这座小楼成天盛满了欢乐的笑声，盛满了孩子的喧闹。

刘大叔的老母亲，一个极其和善的老奶奶，住在楼下我们家的一个小屋里。老奶奶是我印象中，最善良，最慈祥的人。她对我们这些孩子，几乎从来不高声说话，浓重的胶东口音，很少粗声大气。她是一个非常勤劳的老人，我们这栋楼里长大的孩子，几乎没有没穿过她做的鞋子，或者衣服的。我记忆深刻的就是老奶奶盘腿端坐在火炕上，身前一个针线活笸篓，老奶奶戴着老花镜，没完没了地做针线活。

事情的变化始于刘大叔的一次转行。或许是不太满意自己在海港的那份工作，刘大叔在一九六五年做了一个让人惊异的决定，他辞去了公职，在自家另外的一处房子哪里，办起了一个小卖铺。

那个房子我去过，临着我们这座城市仅有的一座较大的“人工湖”，按照现在人的说法就是“地脚不错”。那是一个很小的店面，也就是卖一些日用杂货，针头线脑，油盐酱醋。事实上很多年后，我都对刘大叔钦佩不已，在那个年代，居然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令人惊讶。如今你走在路上，满街的店铺并肩接踵，但是，在数十年前，那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当然，后来我了解的事实真相是，反右那会儿，心直口快的刘大叔说了不该说的话，如果不是念他抗美援朝有功，右派的帽子早就当仁不让的落在他的脑袋上了，从那以后，刘大叔就在单位一直郁郁不得志，所以，他选择了辞职。

很多年后，我在一座小城偶遇了刘大叔的长子，我的大哥，我们把酒而谈。他已经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很大的企业的一把手，他对我说起他对父亲的印象，只有八个字：耿直坚强，率性果决。我相信一个儿子对父亲的这个判断一定是准确无误的。

我们任何人躲避不了政治家们制造的阴谋，而且，那一刻注定我们都是他的棋局上他可以随心所欲移动和调遣的棋子，他让你往东，你甭想往西，他让你属狗，你甭想属鸡。很多年后，我在大学的读本里，看到了元散曲家张养浩的《潼关怀古》，记忆深刻的一句：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这两句，我的大学老师，滔滔不绝讲了一堂课，左引旁证，洒洒洋洋，讲道激情处，老师潸然泪下，泣不成声。那一刻让我想起据说是“林副主席”的语录：“老百姓都是阿斗。”

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扯淡的玩意儿。试问有几个匹夫能决定天下的兴亡？这个世界从来不是公平的，猛人牛人可以创造历史，也可以颠倒黑白，改写历史。就在我写这篇稿子的前几天，我看到了一则报道，在德国的一个题为：“希特勒的最后日子”的蜡像展上，一个愤怒不已的德国人，冲破了保安的值守，将蜡像希特勒的脖子扭断。这个几乎涂炭了整个欧洲的战争狂人，种族暴君，扭断脖子算是罪有应得吧？可是，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制造了巨大的灾难的人，我们却依然把他供奉在神坛上，供养在水晶棺中，我们这个民族的记性和忘性果真对等么？

文革开始的时候，小巷其实很象是一个世外桃源。除了有我们这些孩子的喧闹，几乎听不到别的什么声音。但是，这只是一种极为短暂的宁静，它很快就被喧嚣所替代。当小巷的高墙上出现了一张张大字报的时候，当小巷的巷口两端被挂上高音喇叭的时候，宁静就不复存在了。

“忠字舞”一定是人类最可悲的朝圣方式之一。一天三次，风雨无阻，每当小巷头的高音喇叭响起的时候，人们都自发的走道小巷里。开始了每天的朝圣“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接下来就是如今看来一定是最滑稽的，在当时却是最虔诚的“忠字舞”。我母亲等一干小脚老太太们，几乎把这个舞蹈当成人生最大的难题。而对面临街的那个拐子，滑稽的舞姿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捧腹却不敢笑。

一九六九年中苏发生了边境交恶事件，珍宝岛的枪声划破了中国喧嚣的红色疯狂。而在这之前的一九六七年，“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领袖教诲，传遍祖国大地。被文革风暴席卷的国人，第一次在舆论的感受中，知道我们生活在一只北极熊注视的目光里。我对那段日子的最深刻印象就是“挖洞”。所有的工厂企业在挖洞，所有的学校在挖洞，甚至邻居们也在挖洞。

很多年后我看过一个动画片《鼹鼠的故事》看着那个精灵的家伙，在地下灵活的挖着藏身的洞穴，不知怎么就想起了那段日子。我曾经在别的文章中说过，在我们学校挖洞的时候，因为塌方砸死了两个高年级的同学，所谓高年级就是六年级。但是，擦干了血迹，掩埋了遗体我们继续挖洞。我甚至能清晰地记得，在全校追悼大会上，死者的父亲对着麦克风喊着“打倒苏修，你们一定要完成XXX的心愿，把防空洞挖好。”

又是若干年以后的一天，我重新回到启蒙的校园，看着破旧的楼房，走到那座离校远不远的“南山”，上面植被郁郁葱葱，充满着生命的绿色和旺盛。我找不到当年我们挖的那个据说足可以容纳全校师生的防空洞，找不到了。

就在我们家的楼前有一块空地。刘大叔的二儿子，领着我们挖出了一个对通的地道，先是垂直下挖了足有10米，然后横向开挖，居然对接成功，搞出了一个标准的“U”字形的地道。所以当我看到电影《地道战》的时候，我第一想起的就是家门口的这个地道，真是“各庄有各庄的高招啊。”但是，那注定是一个无比短命的地道，它存在了不到半个月，就在一次倾盆大雨中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漏斗，于是大人们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以我父亲刘大叔等人为首的家长“暴力团”，亲自抄家伙，把这个地道填平，踏实。

其实我在儿时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有一天世界大战果然爆发，甚至苏修美帝的原子弹都落到头上。后来当我了解了原子弹的真实威力以后，我为自己荒唐的想法惊出一身白毛子汗。

文革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小楼的三户人家照样和睦。但是，刘大叔和父亲的对话我听到了：“大哥，城里呆不下去了，我准备带着他们下乡了”这是刘大叔告诉我父亲的。因为小巷的墙上已经有了声讨刘大叔的大字报，说他是漏网右派，说他是反动的工商业者。

文革初期的那种试探性的温文而雅，早已经没有了踪影。批斗，游街，抄家已经成为主旋律。而派别的不合，大辩论已经不足以驳倒对方，于是开始升级，这座城市，想起了刺耳的枪声。而所谓的“土坦克”更是招摇着开在大街上。这个周身裹着铁甲的家伙，上面一般都架着一挺12.7的高射机枪。为了炫耀，它们会时不时地扣动扳机，于是清脆的枪声和呼啸的子弹，为城市平添了几分恐怖。

转眼就是六八年的年底了，刘大叔一家下乡了，去了这座城市遥遥的北部农村。人去楼空，当汽车拉着刘大叔一家驶出小巷，消失在视野之外的时候，有关这一家人的记忆和故事从此深埋在我的心底。

后来听说，下乡的第三年，也就是一九七0年，老奶奶因病辞世。再后来我和刘大叔家的小女儿相逢的时候，我已为人父，她亦为人母，谈起往事，无限伤感。从她那里我知道刘大叔夫妇依然健在。

又是数年过去了，当我在南方的城市，在开着空调的房间，陆续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知道刘大叔夫妇是否依然安好？！

我们只有这样一次人生，无论你带着遗憾或者是满足，我一直在强迫自己，让自己这些回忆的文字力求更直白更简单一些，但是，其实我知道，我是在揭开一段尘封的往事，它必然会带给我切肤之痛。

在2003年的那个冬日，我又一次踏上小巷，其实我原本可以绕开它的，但是，我绕不开，好像命运注定在我的心里会有一个永远解不开的小巷情结。那天很冷，落了一层薄雪，我踩踏着雪走过小巷，回头看足迹，已经长大。

严酷像冬天一样迈入我的生命，花朵们就此遍地凋零。

2008年7月10日星期四

• 相关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