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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那年一样，我来到同样满是尘土的北京，到处是胖子，和说卷舌音的大妈。北京太大了，迄今为止我也不曾洞悉这个城市的秘密，我们活在彼此的孤岛之上。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憎恨自己的生活。我憎恨它没有光彩，不够理想主义,不象小说里那样浪漫，传奇，缺乏美，缺乏音乐性。我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从来不明白，为什么每天清晨醒来，自己总是这么由衷地害怕着。那是充满了动荡不安和不快乐的青春期，阴郁，四处游荡，无用的热血四下沸腾，偏偏不知道如何解决欲望的问题；对身体还不熟悉，对音乐也只是一知半解。
我们走很长，很长的弯路。终于还是要继续走下去。这一点驽钝，我还是过去的那个，没心没肺的，冒冒失失的，大胆莽撞的，幸福大街的，主唱。很多年前，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初秋寒凉的天气。那时每天慌慌张张、浑浑噩噩地上课，当代数作业才得到一个C的时候，我终于为自己的无能所震惊，不知所措地哭了。

许多年后有一个摇滚老炮仗着自己长得黑，冒充自己是“雷鬼”，乔装成第二位摇滚教父，并叫嚣着“摇滚不死”，我们都只好噤了声，却都不认为是他的个人心声，也许是公司的主意也不一定。无独有偶，也有标致的少年打扮成“文学良心”，抗震救灾的英雄；依靠校长父亲的职权，书商情人的人脉，也有宛若处女的人俨然是文学的代言，上了各种的电视访谈，倾诉自己的柔弱，善良和对文学的一种矢志不移的痴情，在最近一本小说里，她描述了一名可敬的女性反复被强奸的过程。一个牛比作家说过，这是一个强人世界，奥运却恰逢其实地、轰轰烈烈地开了。王小波一语成谶，我们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竟然也有过好运气，远在“新摇滚教父”之前签约了，计划2002年 秋天会有专辑出来，这个消息令乐队所有人精神为之一振，吉他手耿放甚至天真地想，难不成要当摇滚明星了？事实证明，我们没有我们的前辈和后辈们运气那么好。我推迟了托福考试，以及毕业论文的写作。那一年，我没有拿到学位，既没有继续为去美国而努力，也放弃了公派去日本的机会。更糟糕的是，我依赖的男朋友终于和我分了手。公司承诺给我们4万元买断了版权（多么便宜的交易），结果却只给了一万，就消失了个无影无踪。一直到了2005年，唱片才别别扭扭地出版了，印制十分低劣，让人误以为我们已经红到象“黑豹”一样，居然可以有盗版了。

许多年前，穿一件新的卡其色的棉布裤子，和一件红色的圆领七分袖的棉T恤，戴一顶圆帽子，狠狠地弹一把箱琴，就以为自己很新潮了。那时我们以为我们就是摇滚乐勇往直前的壮士，前锋，无所畏惧。那时我们异常凶猛，异常天真、温柔。现在我知道，那是很漫长，很漫长的一场梦。
其实我们年少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会这么，这么孤独。孤独到，无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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