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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Dale今年差不多有八十一岁了。他从一个牙买加黑孩子经过艰苦的奋斗成为德高望重的加拿大大学地理系教授。
他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经常对我说：我每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都有一种奇怪的感沉，似乎上辈子到过这个地方。
在驱车前往Jasper国家公园的路上，我们在一家小店休息。在看到他拿着这根五颜六色的冰棍时，我不加思索地按下了快门。

在他的自传里，记载了这样两个小故事：

在瑞士卢色恩河，我带着一组13－18岁的英国男学生进行地理课实习。在游船上，我给学生们指着周围的冰川，讲解冰川形成的原因。船上其他游客都围着我，听我讲解。后来，一个英国游客告诉我，我的学生和一个与父母一起出来旅游的美国男孩的对话。
“嗨，你的老师怎么是个老黑？”美国学生问。
“你错了，我的老师不是什么老黑，我的老师是戴尔先生。”英国学生顶了一句，蔑视地看了美国学生一眼，然后口也不回地走开。

另一次在意大利米兰，我带着33个加拿大学生在欧洲旅游。每天早饭后我都要把学生们集中起来讲当天的安排，一天在旅馆里，我正在给学生们讲话的时候，一对老夫妇走过来，显然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小范围的集会。当这对夫妇走近时，我放低声音。他们停下来，站在学生中间听我讲话。我很快结束讲话，让学生们解散。这时，老夫妇走过来，那位夫人用纯正的美国南方口音，以一种粗鲁的态度问我：“你，老师？”
我回答说是，她恼怒地对她丈夫说：“拉德，这世道是怎么啦？”
我的学生们非常生气，但我却笑着说：“夫人，我很高兴您终于接受教育了。祝贺您！旅行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您说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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