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过了二十年 无人来相会”
说“过了二十年无人来相会”
《过了二十年无人来相会》载于今年第三期上的《读书》上。这本杂志上的大多数文章我根本就看不懂，印象中都是一些老学究写的。突然出现了这篇《过了二十年无人来相会》，还真是眼前一亮：它写的是中国摇滚，作者肯定还不是老学究，甚至固执的想会不会是《读书》最年轻的作者啊？
网上搜寻作者资料：
“李皖，祖籍安徽，1966年生于江苏徐州，1985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现为《武汉晨报》副总编辑。业余从事音乐评论写作，著有《回到歌唱》、《听者有心》、《民谣流域》、《摇滚1955-1999》。”
1986年，当李皖在听着中国摇滚的“破晓”之音――崔健的《一无所有》时，我还在念高中。尽管说有着年龄、阅历的差距，但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中国摇滚同样的一个观察者，我还是想说几句。
《过了二十年无人来相会》，选择的题材很好，讲述作者对于中国摇滚的看法。我赞同他把中国摇滚分为三期：1986－1994的爆发，1995－1998年的释放和1999年至今的抛荒，“……出现了呐喊、失语、无言三种状态，形成了狂热、迷失、不应三种不同的社会反响状态……”
继而李皖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第一期的爆发是由于：“从漫长的‘文革’余绪中醒来，从闭关锁国中醒来，从政治蒙蔽中醒来……此事摇滚反抗的对象，……是侵入个人领域无孔不入的体制思想和伪道德倾向……是一块红布蒙住眼睛之后所看到的幻想、假象和虚假幸福感……”；而第二时期的失语是“……政治/社会/体制的压抑场景突然被撤换，反抗的对象模糊了。”在谈及第三时期的无言时，作者提及了“盘古乐队”――“它喊出的是新形势下而非旧时代的呐喊之音……‘盘古’占据了这个时期反抗、呐喊还有可能成立的最显著的那一个方面。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逐步显现的中国新现实……”。然而“盘古乐队”的灵魂人物敖博因为在词曲中“暗埋着出风头、争权力的欲望，暗藏着政治野心家和社会暴乱的种子”，为政府难容，而于2004年出境。
说实话，我只能赞同他对第一时期理由的解释。
我觉得，摇滚之所以成为摇滚，并不只在于形式，更重要的是在于内容。音乐有很多种，唯有面对惨淡现实或是人类精神困境的那些内容才能成为摇滚的取材。这一点在崔健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自身的反叛，因为被揉进了整个国家、民族在当时的反叛而成为经典。李皖说第二时期的失语是因为“……政治/社会/体制的压抑场景突然被撤换，反抗的对象模糊了。”，这就有问题――这些场景真的被撤换了，那新换上来的东西值不值得继续反抗呢？事实上，第三时期的“盘古乐队”所反叛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逐步显现的中国新现实”就是一种新的值得反叛的东西。“水至清则无鱼”，一个国家，有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会没有东西继续值得反叛，会让摇滚失去生存的土壤呢？
那么，摇滚乐为什么会进入如今的抛荒期呢？个人认为：
第一， 受众们已经不再像前辈们那样关注那些值得反叛的东西。摇滚乐的受众以年轻人居多，如今的年轻人确实离开现实比较远，至少比80年代的年轻人要远。
第二， 流行文化肆无忌惮的冲击着我们。以“超女”“大片”为首的伪文化大量的占据着市场的主导地位，把摇滚挤得几乎无“立足之地”。
第三， 国家的控制。如果《蜗居》这样一部电视剧都会被禁，怎么能够期待“鲜血淋漓”的摇滚人能够发挥呢？李皖的文中提及的敖博出境一事就是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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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真的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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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放
- 2010-03-15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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