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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妇女识字的意义

前两天在《南方周末》上看到关于妇女扫盲运动报道。在读到《谢丽华：“赋权”比“识字”更重要》（《南方周末》2004年3月11日B10特别报道）的访谈时，有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当记者问到为什么特别强调针对妇女的扫盲时，谢引用吴青（冰心之女）的话，说是她们工作的指导思想：“教育一个男人只是教育一个人，教育一个女人则是教育一家人甚至几代人。母亲文化程度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家庭乃至一个民族。”

这段话的逻辑使我立刻想到了一百多年前的那场“不缠足与兴女学”运动。当晚清知识分子们在痛切感受到自我民族的贫弱时，他们把眼睛投谢到了妇女双足被缠，深闺被锁的处境。因而提出了妇女乃“国民之母”，提高“国民之母”素质，是使国之强盛的重要步骤的观点。从而号召妇女不缠足，进入学堂，学习文化知识。――凭心而论，没有对女性“国民之母”地位的发现，也就没有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启－－我们应该深深感谢梁启超、康有为等维新志士们。

意识到“国民之母”，是由男权意识出发的一种角度，且颇为功利。国民之母，只强调妇女的妻子和母亲属性，而排斥她作为其它个体的属性。说白了，它最看重的是妇女身体的生育能力。

应该指出的是，就是在一百年前也有不少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意识到“国民之母”这个口号的问题。进而有不少男性知识分子就提出了国民之母的打造工程其实是在为男人打造高级奴隶，而不是有主体性的女性。也正是这样的见解，使得民初时由“国民之母”的教育方针逐渐改成了“女性国民”。――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但无论是国民之母还是女性国民，都是在民族国家的话语系统中去认识妇女及其教育价值。而妇女或者人的教育价值，不一定要放在国家民族领域里去讲述的。――这也是我无法对吴青教授那段话无法释怀的主要原因。毕竟我们离晚清时的妇女运动已有百年。

虽然我极为钦佩那些为妇女扫盲运动做出贡献的朋友，也深深明白在现时的中国，把妇女识字的意义放到国家民族这个大系统中去讲，可能会更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我依然感受到了不安与忧虑。

这种忧虑与不安是从自身开始的。读那篇报道时我颇为震撼，多次设想过自己的处境。假如，假如我出生在甘肃省定西县――中国最贫穷的地方。从来没有受过教育需要扫盲的话。我会是什么样子？在那里，如果我没有嫁人，或者有丈夫没有孩子，或者很惨，就干脆没有生育能力，我有没有和那些母亲与妻子一样的识字权利？是不是因为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的国家与家庭责任，就没有扫盲的必要？我被扫盲的意义就不如其它人重大？当我听到那些扫盲运动的发起者们在谈论她们工作的指导思想时，我的感受将是怎样？

其实，我只是想说，人，无论男女，在蓝天下都有平等、自由地受教育和识字的权利。不一定要为国家，或者家庭或者子女，只为了他们自身，他们的权利也无可争议。人的意义，为什么一定要纳入民族国家的领域去言说？提倡人的识字权，本身就有意义，且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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