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上学记》
今天在来回学校的车上，一直在看何兆武口述的《上学记》。好看得都不觉得晕车了。下车后，在小区院子里把书看完了才回去，陌陌刚刚醒来。院子里有个藤蔓架子，让我回想起北师大也有一个，我喜欢抬头看叶隙间的蓝天或者夜空，枝叶能形成优美的剪影。
这本书中的一篇《五柳读书记》，记得在《读书》哪一期刊载过，也正因为看过这一篇喜欢，所以今天来买了这本书。读着，象听一个老前辈说他读书的往事。他先读工科，改读哲学，读书在他看来，象是为了解决他自己的人生疑问——书中有一个问题是他几回提及的，关于“幸福”。他也大体上有了结论：一个人觉得整个世界能越来越好，同时觉得自己的生活也能越来越好，那是幸福的。我自己拿体会来对照一下这个标准，觉得象我这样一个悲观主义者是不太可能幸福的。但悲观主义容易成为放弃行动的借口。换句话说，得有行动力并心存希望才能幸福。
他稍微地区分了一下pleasure与happyness，觉得后者比前者来得更为深广（我原来对这两个词的语感大概是完全错误的），那跟着前面的逻辑，我觉得我没啥happyness的希望，但倒是常常感到pleasure的。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能理解何先生。因为从整本书里，我都可以体会得到一种学习的，充实的，丰富的快乐。虽然隔上几十年，他说起那些读过的书，听过的课，讨论过的话题时，都是历历在目一样。而学习的快乐，归根到底，我觉得在于“自由”吧。——因为学习，心灵能够更丰富，因此也更自由。
何先生也回忆起西南联大。他在那里呆了七年，最后没拿学位，却还是把那七年作为自己最美好的时光。资料的丰富便利与环境的宽松自由，是学习的最好前提，当然，也还得有兴趣，肯用功。而为什么联大当年能够“自由”，何先生说的原因是军阀统治——龙云控制下的云南，比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控制要宽松。当意识形态越来越被收紧时，自由当然也不复存在，一直到失去言论自由——必须说莫须有的谎言时，人就变得为了生存，把尊严典当出去了。他几次提到一个叫杨超的同事，在当年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时，留下一个纸条：“我不是五一六，我不知道五一六是什么。”自杀了。
现在能够出版《上学记》这本书，言论环境相对而言已经宽松了。我在一个高校工作，觉得现在的问题，还是张奚若当年的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从学术，到经济，整个体制在促使劣币驱逐良币。而高等教育原来是精英教育，进来的孩子即便没有兴趣，至少有学习的习惯，现在既无兴趣也不刻苦的孩子真多啊。——他们都已经满十八岁了。西南联大是免费的，学费与吃住都不要钱，这些穷学生都能兼点课做点事，在战时的昆明过下去。但我的学生，每年的学费是一万块。一个国家的教育（以及医疗）成为敛财的行当真是可怕的事。学校把老校区卖给了房地产商们，搬到郊区的“大学城”去了——可要是能天天看看西湖，我觉得顶得上开一门美学课。
回到何先生的“幸福”论上，我觉得我无法不对中国社会的现状感到悲观，当然中国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就算移民，大体上只能算掩耳盗铃。结论变得自私起来，一个下午，我在秋天的阳光下，读了一本好书，这件事情算不上happyness，也还是给了生活一点点pleasure的吧。而也许，无论怎么样的生活里，都能有一些些 pleasure？
这本书中的一篇《五柳读书记》，记得在《读书》哪一期刊载过，也正因为看过这一篇喜欢，所以今天来买了这本书。读着，象听一个老前辈说他读书的往事。他先读工科，改读哲学，读书在他看来，象是为了解决他自己的人生疑问——书中有一个问题是他几回提及的，关于“幸福”。他也大体上有了结论：一个人觉得整个世界能越来越好，同时觉得自己的生活也能越来越好，那是幸福的。我自己拿体会来对照一下这个标准，觉得象我这样一个悲观主义者是不太可能幸福的。但悲观主义容易成为放弃行动的借口。换句话说，得有行动力并心存希望才能幸福。
他稍微地区分了一下pleasure与happyness，觉得后者比前者来得更为深广（我原来对这两个词的语感大概是完全错误的），那跟着前面的逻辑，我觉得我没啥happyness的希望，但倒是常常感到pleasure的。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能理解何先生。因为从整本书里，我都可以体会得到一种学习的，充实的，丰富的快乐。虽然隔上几十年，他说起那些读过的书，听过的课，讨论过的话题时，都是历历在目一样。而学习的快乐，归根到底，我觉得在于“自由”吧。——因为学习，心灵能够更丰富，因此也更自由。
何先生也回忆起西南联大。他在那里呆了七年，最后没拿学位，却还是把那七年作为自己最美好的时光。资料的丰富便利与环境的宽松自由，是学习的最好前提，当然，也还得有兴趣，肯用功。而为什么联大当年能够“自由”，何先生说的原因是军阀统治——龙云控制下的云南，比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控制要宽松。当意识形态越来越被收紧时，自由当然也不复存在，一直到失去言论自由——必须说莫须有的谎言时，人就变得为了生存，把尊严典当出去了。他几次提到一个叫杨超的同事，在当年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时，留下一个纸条：“我不是五一六，我不知道五一六是什么。”自杀了。
现在能够出版《上学记》这本书，言论环境相对而言已经宽松了。我在一个高校工作，觉得现在的问题，还是张奚若当年的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从学术，到经济，整个体制在促使劣币驱逐良币。而高等教育原来是精英教育，进来的孩子即便没有兴趣，至少有学习的习惯，现在既无兴趣也不刻苦的孩子真多啊。——他们都已经满十八岁了。西南联大是免费的，学费与吃住都不要钱，这些穷学生都能兼点课做点事，在战时的昆明过下去。但我的学生，每年的学费是一万块。一个国家的教育（以及医疗）成为敛财的行当真是可怕的事。学校把老校区卖给了房地产商们，搬到郊区的“大学城”去了——可要是能天天看看西湖，我觉得顶得上开一门美学课。
回到何先生的“幸福”论上，我觉得我无法不对中国社会的现状感到悲观，当然中国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就算移民，大体上只能算掩耳盗铃。结论变得自私起来，一个下午，我在秋天的阳光下，读了一本好书，这件事情算不上happyness，也还是给了生活一点点pleasure的吧。而也许，无论怎么样的生活里，都能有一些些 pl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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