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散漫的欣赏家
何兆武：自由散漫的欣赏家
采写时间:2003年12月
物质贫乏，精神丰富
我是1921年出生的，随父亲来到了北京，在北京上小学、中学，一直到1937年。那时不满16周岁，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那年夏天，卢沟桥事件爆发，北平沦陷。大批知识分子撤退回后方。秋天，我们回到了湖南老家。后来，上海沦陷，再后来，南京沦陷。我在长沙读南京中央大学的附中。长沙读了一年，日军打到了武汉，我跟着学校搬到了贵阳，1939年高中毕业，考入了西南联大。
我和西南联大有点特殊的关联。我的姐姐、姐夫、妹妹、妹夫，以及我和我的爱人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甚至我比较熟悉的熟人，几十年来关系很好的，都是西南联大的同学。
抗日战争前，北大清华的学生都不到1000人。每年招生只有200多人，南开更少。三个学校加起来应该有2000多人。然而到联大读书的人，不到800人。有些因为家庭贫困，回家了，有些热情很高，直接参战去了。我在大学时，我的同学打了几年仗，觉得疲惫了，大概政治的腐败，也凸显了出来，他们就回到了学校复读。这部分学生有不少。他们相对我们这样的一直没有出过学校的人来说算是老字辈，叫“老清华”、“老北大”。
我们上学有“贷金”，即吃饭不要钱，住宿也不要钱。如果当时要收学费、膳费、住宿费的话，估计绝大学生都不能上学。昆明的气候太好了，什么衣服都可以胡乱拿来穿。如果在北京，冬天这么冷，一件破单衣肯定是扛不过去。生活太困苦了，就连男女恋爱似乎是一种奢侈。当时不要说我们这样普通学生，就连是很杰出的学生，譬如杨振宁，毕业了也要去做中学老师。
物质上很贫乏，精神上却很丰富，有许多良师益友，朝夕相处。新的书籍，除非是关于医学和天体的，也都不是很缺乏，特别是清华，抗战前已经在长沙建立了新校舍，因为知道要打仗了，许多书已经搬了过去。总有两三百种是国外的杂志，而且都是新的，因此对于外面的世界，并非完全隔膜。
炸不掉的生活的憧憬
工学院人多，和我们不在一起。剩下的是文、法、理，在新校舍。同学大家都没有家可回，同生死，共患难，就像兄弟一般。当时海路已经封锁了，中国只有一个出口是缅甸——越南的通路，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日本飞机几乎每来炸昆明，通常是27架或者是36架，排成品字型，昆明天气好，你可以清晰地看到炸弹，好象一个个的水银球，从天而降，轰然炸开。我们也没有觉得害怕，至少没有泄气。后来美国航空志愿飞虎队来了，我记得有一次日军十架飞机升空，全部被“飞虎队”击落了。从那时候开始，轰炸就少了。
幸福的理由，就是要对前途怀着美好的希望。那个时候生活虽然困苦，可是回想起来，只觉得精神生活上是很愉快的。二十来岁的时候，很年轻，没有来由的，对于前途总有一种很朦胧的憧憬，觉得将来战后的世界是幸福美好的，所以生活的基调是美好的，虽然日本飞机每天来轰炸，却从来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
自由散漫的“欣赏家”
我们过去曾经是政治挂帅，大学是一个学术中心，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中心，不能够夸大政治。联大也是派别斗争很厉害，左派、右派什么都有，但是还是秉承了蔡元培的传统，兼容并蓄。我们对探讨真理充满热情，但并不轻易相信什么就是真理。我记得同学和老师辩论，老师讲课也要经常问学生的意见如何。这样的情形在现在已是看不到了。
一年级的时候，我学的是机械。那时候，学习好一点的学生，大多会去读理工科。我后来为什么学历史，许多同学也问过。我说不上理由，是不是因为在北京长大，看到皇宫里的朱檐碧瓦的缘故。中国有句古话，发思古之幽情。还有打仗的时候，很关心人类的前途，对国家的兴亡很感兴趣，大概因此和历史结缘。
对我思想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是照片里的白俄。他十月革命后，教我们西洋古代史。其实他的课不是必修课，我为什么去上他的课呢，是因为他不会讲中文，用英文讲课，我们正好通过听课来学习专业英语。上他的课的人少，他经常议论历史兴衰，这些对我都有影响。
对我影响很大的还有张虚武先生。他的课我没有选，并不参加考试。他教“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二年他教“近代启蒙思想”，他也不是全部讲，也是讲部分的人，如马克思等。我喜欢听的都不是正式选的课，反而是正式选的课，不喜欢就不去。姚从吾先生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后来到了中央大学，很是培养了一批人，我当时我听他的课就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一年都不去上课，也没有人管我，考试了就临时借同学的笔记来应付。
我们完全是自由散漫，全凭兴趣来听课，虽然不是中文系学生，我就去跑去听“中国小说史”，还有陈福田的“西洋小说史”，我们都是哪些好玩读什么。我们读文学批评，要读两个人的，一个是I.A 瑞查兹，一个是燕卜荪的。前者的《文学批评原理》，我们都读过。
老师们讲课也很自由。吴宓就讲他的人生哲学，也没有固定的教材。他是一个矛盾的人，当时穿着长衫，显得很古板，很守旧过时，可是在爱情上又很浪漫，又试图把人生和学问打成一片。我记得沈从文先生的课，字斟句酌的，讲得非常慢，如果记下来，就是一篇绝好的文章。过去《金瓶梅》是黄色的小说，可是他当时就很推崇它。
我变成了一个“欣赏家”，只觉得这些学习，都是赏心悦目的。西南联大七年，你说我学到什么，其实也没有好好学，只是广泛地接触了许多良师益友，似乎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旅行，对这个现实的世界，反而不那么适应。就像我一个同学说我好像不是来学习，而来享受似的。
“你到什么好地方去了？”
我今年82岁半，我的很多同学，很多也去世了。
我有一个同学叫王浩，他也是世界知名学者，现在去世了。他学数学的，但是他有一个哲学的脑子，有很精辟的见解。我经常与他有不同意见，就和他辩论。他有一个观点：你要是不懂科学的话，就不能够懂得哲学。还有就是，你要学文学的话，要有哲学的深度。
有一个同学叫林生，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的，他是搞核物理的。他给我讲的知识，真是让我大开眼界。这样不会有狭隘的观点，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我们会去尊重这些，而不是排斥。
还有一个同学顾寿观，后来留法了，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他学哲学，但是不懂科学。后来他的神经病发展得很厉害。我也不知道这是先天的，还是学哲学的。好像哲学系神经病的人比较多似的。
有一个同学叫陈良璧，经济系的，那时候，没有几个人懂得马克思呢。在高中他就讲马克思，到了大学还讲马克思。我印象很深，我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他和另外一个同学高谈阔论：将来、中国青年、左边、右边等等特别响亮的字眼。三年级的时候，他回绥远老家，取道西安。他家很有钱，但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并不关心家庭成分。他既然可以坐飞机去西安，一定很有背景。他一到西安就被抓起来，坐牢了一年。他家里比较有势力，就被放了回来，回到西南联大，就比我低了一届。看到他我就问，你到什么好地方去了？他就摇头，你知道戴笠是谁吗？他是中国的希特勒！
他后来去了剑桥，后来回到北大，回国当了北大经济系的系主任。后来评职称，只给了一个讲师。他很不高兴，他那么早就讲马克思，还坐过国民党的牢。他就离职了，这样没有房子，也没有经济来源，很狼狈，只好回到了老家内蒙古，后来去世了。这是旧知识分子的典型经历。
汪曾祺曾经是我的同宿舍的，后来他也成为一个作家了。样板戏也是他编的。有一次美国同学回来聚会，他也在，他说样板戏最后都是他加工的。那我说那你对京剧一定很内行了。他说他不懂京戏，不过没有关系。
我觉得一个人写东西，应该把一个人的精神，一个时代的面貌，勾勒出来。可是这样很难的，因为不要说是了解别人，哪怕是了解众所周知的人，抑或自己去试图了解自己，都很困难。所以去真正了解人和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件没有穷尽的事情。
采访手记
我听说前几年的时候，某个杂志上提到何兆武先生的逸事，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史学理论》杂志社联合，要召开他80寿辰的纪念会，只是因为他坚持谢绝，才改为理论的研讨，可是会议的当天，他却突然“失踪”。我猜想像先生这样著作等身的人，必然性情清高，旁人侧目，所以我到清华园他家里拜访的时候，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会不会遇上的是一个性格古怪的老头儿呢。
然而何老不但不古怪，还很谦逊、和蔼。他拿出一张过去的西南联大同学的合影，逐个逐个地说出他们的名字，记忆力之好，令人惊叹。
对于过去和现在，他极少有臧否。他总觉得自己做的，懂的事情，都不够多。他讲过去的人，反复地讲，说他们那时候的人，太爱做梦，都不够现实。他讲啊讲，一直带着微笑，脸上泛着柔和的淡淡光辉，眼睛望着远处，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无视光阴的阻挠，他又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那一个做梦的年代，看到了那个英俊的小小少年。
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清华园里的一所仄仄的旧房子里，光线不足，还有些寒冷，电暖气静静地吹着热风。我见得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在屋外徐徐地走着，神情有些木讷地望进来。先生说，那是她老伴儿，是联大外语系的同学。他因为她的名字叫“美英”,戏称她是“帝国主义”。他说她现在老了，已经记不得许多事情。
告别的时候，向先生深深地鞠了个躬，请他留步。不知道傍晚的阳光射入老人的窗子时，会不会有些寂寞呢？
记者:吴虹飞
采写时间:2003年12月
物质贫乏，精神丰富
我是1921年出生的，随父亲来到了北京，在北京上小学、中学，一直到1937年。那时不满16周岁，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那年夏天，卢沟桥事件爆发，北平沦陷。大批知识分子撤退回后方。秋天，我们回到了湖南老家。后来，上海沦陷，再后来，南京沦陷。我在长沙读南京中央大学的附中。长沙读了一年，日军打到了武汉，我跟着学校搬到了贵阳，1939年高中毕业，考入了西南联大。
我和西南联大有点特殊的关联。我的姐姐、姐夫、妹妹、妹夫，以及我和我的爱人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甚至我比较熟悉的熟人，几十年来关系很好的，都是西南联大的同学。
抗日战争前，北大清华的学生都不到1000人。每年招生只有200多人，南开更少。三个学校加起来应该有2000多人。然而到联大读书的人，不到800人。有些因为家庭贫困，回家了，有些热情很高，直接参战去了。我在大学时，我的同学打了几年仗，觉得疲惫了，大概政治的腐败，也凸显了出来，他们就回到了学校复读。这部分学生有不少。他们相对我们这样的一直没有出过学校的人来说算是老字辈，叫“老清华”、“老北大”。
我们上学有“贷金”，即吃饭不要钱，住宿也不要钱。如果当时要收学费、膳费、住宿费的话，估计绝大学生都不能上学。昆明的气候太好了，什么衣服都可以胡乱拿来穿。如果在北京，冬天这么冷，一件破单衣肯定是扛不过去。生活太困苦了，就连男女恋爱似乎是一种奢侈。当时不要说我们这样普通学生，就连是很杰出的学生，譬如杨振宁，毕业了也要去做中学老师。
物质上很贫乏，精神上却很丰富，有许多良师益友，朝夕相处。新的书籍，除非是关于医学和天体的，也都不是很缺乏，特别是清华，抗战前已经在长沙建立了新校舍，因为知道要打仗了，许多书已经搬了过去。总有两三百种是国外的杂志，而且都是新的，因此对于外面的世界，并非完全隔膜。
炸不掉的生活的憧憬
工学院人多，和我们不在一起。剩下的是文、法、理，在新校舍。同学大家都没有家可回，同生死，共患难，就像兄弟一般。当时海路已经封锁了，中国只有一个出口是缅甸——越南的通路，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日本飞机几乎每来炸昆明，通常是27架或者是36架，排成品字型，昆明天气好，你可以清晰地看到炸弹，好象一个个的水银球，从天而降，轰然炸开。我们也没有觉得害怕，至少没有泄气。后来美国航空志愿飞虎队来了，我记得有一次日军十架飞机升空，全部被“飞虎队”击落了。从那时候开始，轰炸就少了。
幸福的理由，就是要对前途怀着美好的希望。那个时候生活虽然困苦，可是回想起来，只觉得精神生活上是很愉快的。二十来岁的时候，很年轻，没有来由的，对于前途总有一种很朦胧的憧憬，觉得将来战后的世界是幸福美好的，所以生活的基调是美好的，虽然日本飞机每天来轰炸，却从来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
自由散漫的“欣赏家”
我们过去曾经是政治挂帅，大学是一个学术中心，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中心，不能够夸大政治。联大也是派别斗争很厉害，左派、右派什么都有，但是还是秉承了蔡元培的传统，兼容并蓄。我们对探讨真理充满热情，但并不轻易相信什么就是真理。我记得同学和老师辩论，老师讲课也要经常问学生的意见如何。这样的情形在现在已是看不到了。
一年级的时候，我学的是机械。那时候，学习好一点的学生，大多会去读理工科。我后来为什么学历史，许多同学也问过。我说不上理由，是不是因为在北京长大，看到皇宫里的朱檐碧瓦的缘故。中国有句古话，发思古之幽情。还有打仗的时候，很关心人类的前途，对国家的兴亡很感兴趣，大概因此和历史结缘。
对我思想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是照片里的白俄。他十月革命后，教我们西洋古代史。其实他的课不是必修课，我为什么去上他的课呢，是因为他不会讲中文，用英文讲课，我们正好通过听课来学习专业英语。上他的课的人少，他经常议论历史兴衰，这些对我都有影响。
对我影响很大的还有张虚武先生。他的课我没有选，并不参加考试。他教“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二年他教“近代启蒙思想”，他也不是全部讲，也是讲部分的人，如马克思等。我喜欢听的都不是正式选的课，反而是正式选的课，不喜欢就不去。姚从吾先生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后来到了中央大学，很是培养了一批人，我当时我听他的课就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一年都不去上课，也没有人管我，考试了就临时借同学的笔记来应付。
我们完全是自由散漫，全凭兴趣来听课，虽然不是中文系学生，我就去跑去听“中国小说史”，还有陈福田的“西洋小说史”，我们都是哪些好玩读什么。我们读文学批评，要读两个人的，一个是I.A 瑞查兹，一个是燕卜荪的。前者的《文学批评原理》，我们都读过。
老师们讲课也很自由。吴宓就讲他的人生哲学，也没有固定的教材。他是一个矛盾的人，当时穿着长衫，显得很古板，很守旧过时，可是在爱情上又很浪漫，又试图把人生和学问打成一片。我记得沈从文先生的课，字斟句酌的，讲得非常慢，如果记下来，就是一篇绝好的文章。过去《金瓶梅》是黄色的小说，可是他当时就很推崇它。
我变成了一个“欣赏家”，只觉得这些学习，都是赏心悦目的。西南联大七年，你说我学到什么，其实也没有好好学，只是广泛地接触了许多良师益友，似乎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旅行，对这个现实的世界，反而不那么适应。就像我一个同学说我好像不是来学习，而来享受似的。
“你到什么好地方去了？”
我今年82岁半，我的很多同学，很多也去世了。
我有一个同学叫王浩，他也是世界知名学者，现在去世了。他学数学的，但是他有一个哲学的脑子，有很精辟的见解。我经常与他有不同意见，就和他辩论。他有一个观点：你要是不懂科学的话，就不能够懂得哲学。还有就是，你要学文学的话，要有哲学的深度。
有一个同学叫林生，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的，他是搞核物理的。他给我讲的知识，真是让我大开眼界。这样不会有狭隘的观点，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我们会去尊重这些，而不是排斥。
还有一个同学顾寿观，后来留法了，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他学哲学，但是不懂科学。后来他的神经病发展得很厉害。我也不知道这是先天的，还是学哲学的。好像哲学系神经病的人比较多似的。
有一个同学叫陈良璧，经济系的，那时候，没有几个人懂得马克思呢。在高中他就讲马克思，到了大学还讲马克思。我印象很深，我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他和另外一个同学高谈阔论：将来、中国青年、左边、右边等等特别响亮的字眼。三年级的时候，他回绥远老家，取道西安。他家很有钱，但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并不关心家庭成分。他既然可以坐飞机去西安，一定很有背景。他一到西安就被抓起来，坐牢了一年。他家里比较有势力，就被放了回来，回到西南联大，就比我低了一届。看到他我就问，你到什么好地方去了？他就摇头，你知道戴笠是谁吗？他是中国的希特勒！
他后来去了剑桥，后来回到北大，回国当了北大经济系的系主任。后来评职称，只给了一个讲师。他很不高兴，他那么早就讲马克思，还坐过国民党的牢。他就离职了，这样没有房子，也没有经济来源，很狼狈，只好回到了老家内蒙古，后来去世了。这是旧知识分子的典型经历。
汪曾祺曾经是我的同宿舍的，后来他也成为一个作家了。样板戏也是他编的。有一次美国同学回来聚会，他也在，他说样板戏最后都是他加工的。那我说那你对京剧一定很内行了。他说他不懂京戏，不过没有关系。
我觉得一个人写东西，应该把一个人的精神，一个时代的面貌，勾勒出来。可是这样很难的，因为不要说是了解别人，哪怕是了解众所周知的人，抑或自己去试图了解自己，都很困难。所以去真正了解人和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件没有穷尽的事情。
采访手记
我听说前几年的时候，某个杂志上提到何兆武先生的逸事，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史学理论》杂志社联合，要召开他80寿辰的纪念会，只是因为他坚持谢绝，才改为理论的研讨，可是会议的当天，他却突然“失踪”。我猜想像先生这样著作等身的人，必然性情清高，旁人侧目，所以我到清华园他家里拜访的时候，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会不会遇上的是一个性格古怪的老头儿呢。
然而何老不但不古怪，还很谦逊、和蔼。他拿出一张过去的西南联大同学的合影，逐个逐个地说出他们的名字，记忆力之好，令人惊叹。
对于过去和现在，他极少有臧否。他总觉得自己做的，懂的事情，都不够多。他讲过去的人，反复地讲，说他们那时候的人，太爱做梦，都不够现实。他讲啊讲，一直带着微笑，脸上泛着柔和的淡淡光辉，眼睛望着远处，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无视光阴的阻挠，他又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那一个做梦的年代，看到了那个英俊的小小少年。
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清华园里的一所仄仄的旧房子里，光线不足，还有些寒冷，电暖气静静地吹着热风。我见得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在屋外徐徐地走着，神情有些木讷地望进来。先生说，那是她老伴儿，是联大外语系的同学。他因为她的名字叫“美英”,戏称她是“帝国主义”。他说她现在老了，已经记不得许多事情。
告别的时候，向先生深深地鞠了个躬，请他留步。不知道傍晚的阳光射入老人的窗子时，会不会有些寂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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