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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乡是晋中盆地中的一隅，土地齐整，夏天的时候茂密的庄稼站立在田地里，里边有众多的枣树在其中点缀着。
小的时候，在一个写字台的内侧的书柜里，我见过写给周总理的信，记得是要求解决医疗费，以及伤残补助的事情和控诉村里的当权派对富农子女的压迫的，医疗费一直是困扰他的事情，在壮年后，虽然已经是事业有成，也曾为报销医疗费奔忙过。
我的父亲大概是一个诗人吧。父亲的很多诗歌好象被奶奶听到什么风声在文革中烧了。父亲始终为此心痛的。大概中间有一些抒怀的东西，怕让当时的人会敏感，一个地富子女有写诗的权利吗？
后来，父亲说过的，因为成分问题，实在活不下去，于是跑到了一个山里，做起来了小学教师。那里有父亲最好的朋友，一生他们都互相帮助。死的时候儿女都互相为对方带孝。
这位好朋友帮助他找到了工作，在一个山村里开始做老师。
这个山村我是有记忆的。


二、


现在我的手上都有我分家的羊在我手上吃玉米粒的腥味。我的父亲一生非常伟大，据说他第一次给这个山沟里引入了韭菜，胡萝卜；提到我的父亲，我忍不住要停下来叙述一番，父亲生前的时候，我没有刻意收集过他的事迹，去世后，因为我常年在外，也无从多出些多偶然的机会可以偶尔听到母亲或者乡亲们议论父亲。在这里，我就插上几句，我想今后我会不断地提起他，因为我发现，我越来越爱我的父亲了，经常辗转反侧地怀念他。

现在我必须首先说，他是一个残疾人，这里这么说实在有点不恭敬，因为我从来没有把他当作残疾人，只是在偶尔，他生前有我的二十多年里，只有在一个瞬间，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的半个手掌是在文革中被铡草的巨大的刀片切掉的。至于原因，在我的记忆中，可以概括为 “成分”二字。他本是村里最早的大专生或者中专生，因为穷最后逃学回来。后来他的妹妹们就因为成分问题再没有继续上过学，虽然在妈妈或者爸爸的口里说她们是最聪明的、学习最好。
我当时年纪小，那里有意识去收集一个人的过去。不过现在这种收集碎片的工作，真的让人精神衰竭，一个即将衰竭的人在收集已经衰竭的记忆。有一种纤弱的感觉，感到有一些强大的东西在影响我。这一些东西大部分是我的冷漠，有时候是我的其他东西。
我很快三十岁了，已经不可救药地老了，之前的日子，是我最美好的，一半是贫穷，一半是激情。那种穷，是无法让肉体安宁的穷；那种激情，是可以摧毁灵魂的激情。
现在，一种荒凉感，已经提前到了。已经冷彻了我的肺腑。



三、


我认识的博士后从北京到上海社科院工作。气喘吁吁地来到我工作的地方，迷茫且不乏坚定地回顾自己几天的奔波，说已经完全按照要求去了上海人事局以及单位的保卫科以及公安局，反复奔忙，开出了所有的材料，我也看见了那些花花绿绿纸片，但是我的朋友说，最后派出所依然拒绝办理，我也跟着发愁，知道这其中有一些或许事关民族的大事，只不过我不幸地遭遇、然后又不幸地解脱，想起来就几乎令人的大脑崩溃，于是我便开始想起自己的户口来。户口是不好办的，关系到户口的生存是让人费解的。我的户口也曾有过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这就是我的小说之所以可以开始的缘由。

很多年前，我在北京三环边上的一个乡里住着，那里平房很多。这个乡的名字是太阳宫乡，我对太阳宫乡很有感情，觉得曾经是我的家。我当年的画家大学同学就住在那里。另外还因我第一次到北京就住在哪里，我的同学接待了我，有花生米和几瓶啤酒，以及那些才华横溢却落魄的邻居们：一个是永远不上班的等着单位开除的画家；一个是经常去演太监、小孩的群众演员，平时这个小孩就去街上擦皮鞋，回来就听他讲他与城管周旋的情节。

不过当我正式入住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很多洗头房，我的画家同学早已经去了通州，有了自己的房子。我被房东，画家的房东殷勤地带到平房中的时候，心里竟然有了一些感动，这些感动却至今都不清楚。或许是因为平房的缘故，可以让我又可以仰望见天空。路过606车站的时候，房东指着说606可以去的地方，用北京话说起事情来，好像606可以轻易地去任何地方。房东的夫人，40多岁，在准备法律自考，我的房东原先在我的家乡的机场当过兵，后来转业回到这个“乡”里，在一个中等学校做一些杂差事。他把自己的房子格成一间一间的小房，我猜想或许是为未来将到来的拆迁作准备，我住了其中的一间。把东西横七竖八地放好，买了个电茶壶回来。
热水可给人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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