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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斌：《承受与挣扎——试论余华小说》，写于1999年10月，最发发于2000年12月12日发表在榕树下（http://www.rongshu.com:8033/viewart.rs?aid=94951），署名乌托。
谢有顺：《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写于2001年10月22日，发表于《钟山》2002年第一期。

1）
赵文注[18]《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42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内容：
叔本华曾说过：“大自然的内在本质就是不断的追求挣扎，无目标无休止的追求挣扎……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脱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目的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

谢文注(17)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2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内容：
如叔本华所言：“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脱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目的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17)


2）
赵文注[22]、[23]加缪《西西弗的神话》，141－144页，三联书店，1998年　内容：
“西西弗是个荒谬的英雄。”加缪认为，西西弗“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必然使他受到难以用言语尽述的非人的折磨：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对这样的悲惨境地，西西弗是完全有意识的，可“造成西西弗痛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就造就了他的胜利。”

谢文注(18)加缪：《西西弗的神话》，141-145页，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内容：
加缪笔下的西西弗，他在推石运动中感到快乐，可他“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还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对这样一个人，加谬称，“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造成西西弗痛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就造就了他的胜利”，而这种痛苦的清醒意识，使西西弗拥有了快乐，因为“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荒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在这微妙的时刻，人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西西弗回身走向巨石，他静观这一系列没有关联又变成他自己命运的行动，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是在他的记忆的注视下聚合而又马上会被他的死亡固定的命运。” (18)


3）
赵文注[2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319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
李泽厚先生认为，即使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生最高境界，也“缺乏足够的冲突、惨厉与崇高（Sublime），一切都被消解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应，他曾把中国文化称为“乐感文化”，并提出只有在物质实践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崇高和悲剧精神，有了冲破宁静、发奋追求的内在动力，把审美引进现实生活，才可能改造中国“参天地，赞化育”的“天人合一”传统观念，使得外在和内在的自然都获得“人化”，“才是新的世界，新的人和新的‘美’”。

谢文注(2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319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内容：
所以，李泽厚曾说，中国文化“缺乏足够的冲突、惨厉与崇高(Sublime)，一切都被消解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他还将中国文化命名为“乐感文化”，并用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比较，从而提出，只有在物质实践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崇高和悲剧精神，有了冲破宁静、发奋追求的内在动力，把审美引进现实生活，才可能改造中国“参天地，赞化育”的“天人合一”传统观念，使得外在和内在的自然都获得“人化”，“才是新的世界，新的人和新的‘美’”。 (23)


4）
赵文：
余华早期小说热衷于借“虚伪的形式”来破坏常理、“接近真实”，他苦心经营的先锋性反倒削弱了作品应有的持重，他用肥硕丰美的藻饰淹没了朴实硬朗的骨。自《在细雨中呼喊》后则返回到他所抵牾的“就事论事的写作状态”中……接下来的两部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更是彻头彻尾“对事实框架的模仿”， 余华由此返朴归真了，但他的故事并不是想象力贫乏的“事实”，相反，它更显示了作者善于捕捉“真实”的实力。

谢文：
在写作《世事如烟》等作品的时候，余华是一个在叙述、结构上繁复多变的作家；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艺术线条开始变得简朴、晓畅而清晰，小说的外表则不再是虚拟的非常态社会，故事就真实地发生在一个家庭和一个小镇上。……之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小说外表的真实性就更加明显。余华在叙述上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早期的叙述态度上——“对事实框架的模仿”，但同时多了简洁、质朴和沉着。

5）
赵文：
余华曾说他的小说“写到了平等。”许三观是一个“像生活一样实实在在的人”，“他追求的平等就是和他的邻居一样，和他认识的那些人一样。当他的生活极糟糕时，因为别人的生活同样糟糕，他也会心满意足。他不在乎生活的好坏，但是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不一样。”这就是许三观的平等？他以鲜血为代价，就是为了换取这样的平等？……（赵月斌按：这中间隔了五千字）我们中国的许三观，他追求的平等，只是“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不一样”：妻子犯了“生活错误”，他也去犯同样的错误；他做了乌龟，他想复仇，就教导儿子们长大了去强奸人家的女儿；他养育了儿子，就以为是莫大的恩惠，总想着将来收到回报；他被良心驱使着去救人，又半途而废……这就是许三观的平等？

谢文：
余华自己似乎不这样看，他说“这是一本关于平等的书”，许三观“是一个像生活那样实实在在的人，所以他追求的平等就是和他的邻居一样，和他所认识的那些人一样。当他生活极其槽糕时，因为别人的生活同样槽糕，他也会心满意足。”说白了，许三观的平等思想的实质就是：“他不在乎生活的好坏，但是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不一样。”他自己做了乌龟，就教导几个儿子长大后去强奸对方的女儿；他知道妻子曾经和何小勇有过私情后，就自己也去和林芬芳搭上一腿；他卖血养大儿子，时刻想着的是儿子将来如何报答他的养育之恩……这些就是许三观的“平等”思想？读起来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6）
赵文：
鲜血并没给许三观带来多少福分，它更像一个西西弗神话，许三观的一生不得不一再卖血、卖血、卖血，血成了他活命的本钱，又成为他丧命的隐患。发人深思的是，当许三观老了，生活已经像他的身体一样好了，因为“很想吃一盘炒猪肝，很想喝一碗黄酒”──这是以前卖血之后奢侈的补品──许三观就又一次想到了卖血，卖血似乎已是他的本能。

谢文：
到许三观，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这个人，好像很善良、无私，身上还带着顽童的气质，但他同时也是一个讨巧、庸常、充满侥幸心理的人，每次家庭生活出现危机，他除了卖血之外，就没想过做一些其他事情，这有点像一个赌徒和游手好闲者的性格。到最后，卖血居然成了他的本能，连自己想“吃一盘炒猪肝，喝一碗黄酒”都想到卖血。


7）
赵文：
题为《活着》的小说，叙述的却是十个人的死……故事主人公徐福贵则以送别的姿态活着。尤其是那样一个人，由富贵跌入贫穷，美满跌入不幸，能在厄运后不绝望，确也让人噫嘻，正因为有死，活着才显得难能可贵，似乎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活着成了唯一的目的和理由。……他还能有什么奢想，对他来说，只要活着，活着就是福、就是贵。正因此，他才会坚持着，承受着，活下来？因为与死亡相伴，他才得以生存？余华曾说，《活着》是“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写作此书的过程让他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6]。说来也是，他的确道出了某种真实，可这样的真实又意味着什么？……（赵月斌按：此间相隔5000字）余华受美国民歌《老黑奴》打动而写《活着》。“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却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与之相似，徐福贵到头来也能认命──“可寿命长”，这就是“好”？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活着的全部意义浓缩于此？……他在被动地承受之后，把自己本人也典押给了命运。他的一生不是没有突变的契机，全被无端放过，“承受”衍变为他的本性。福贵只是被动地活着，所谓的乐观也是盲目的。

谢文：
福贵所经历的苦难，所面对的亲人的一个个的死亡，直至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人，这里面的惨烈本来是不亚于余华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的，但余华成功地为福贵找到了一条缓解苦难的有效途径——忍耐，这使得整部小说的叙述都因着这种宽阔的忍耐，变得沉郁、悲痛而坚定，没有血泪的控诉，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甚至都没有愤怒，有的只是福贵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无边无际的忍耐包容着一切，以致再大的苦难来临，福贵也能将它消解于自己的忍耐之中。最终，福贵真是达到了与孤单的生活相依为命的地步。“《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 (13) 所有这一切，都指向“忍耐”二字，它是一种柔韧的品质，时刻保卫着内心免遭苦难这种生活暴力的破坏。……对福贵而言，苦难已经消失于无形，他的内心有的只是道禅思想中那种面对生活时的超然和平静。


8）
赵文：
美国神学家保罗•蒂希用“终极关怀”这个词指称人企求摆脱与生俱来的有限性，渴望最终“获救”而做出的理智奉献或委身。人之所以追求获救，实际上就是自己赋予自己一种生存的意义，从而走出生存的困境。活着是前提，怎么活才是症结所在。

谢文：
从受难到发出终极呼告，这正是西方文学的一个伟大传统，它使文学具有了从事实空间飞跃到神意空间的可能，也使受难有了终极的意义：只要向这个世界宣告“我信”，我终究会从苦难中获救。这个时候，受难就再不是仅仅经历一些生存的遭遇了，它转变成了对自身处境的一种探查和关怀……


9）
赵文：
徐福贵、许三观们有没有“自我的获救”之可能？否，精神贵族的“悟道”生活能离开丰裕的物质条件吗？“灵魂拷问”毕竟只发生在异域小说中，中国没有拉斯柯尼科夫，中国也没有陀思妥也夫斯基，虽然余华也曾奉陀氏为鼻祖，醉心于血淋淋的暴力描写，可余华驾驭的故事总是在原处徘徊，没有驶向神圣的灵地。

谢文：
有哪一个伟大的作家，不是同时向我们呈现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双重景象呢？如果以此来观察今天的世界，那我们可以说，从事实上看，这是个所有的人都无法逃脱的苦难的世界；但从价值上看，这却是个有存在自觉的人均在受难、并因此而获救的世界。——谁都知道，能写出后一种世界景象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家。遗憾的是，余华在这点上似乎有误区


10）
赵文：
且不必说徐福贵的内心是否幸福，许三观的内心是否平衡，也不必说他们属意的平常和平等到底是何种内涵，无论承受与挣扎，他们都只是命运的俘虏，命运不属于他们，他们既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痛苦，也没有意识到自身的伟大，他们不过是“活着”，这样的生命何谈幸福？缺乏悲剧意识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悲剧！这样的平常和平等毋宁说是庸碌和低微，他们的自足意识不时露出阿Q的本相，也依稀映照出当今世人相似的面目──古往今来，哪一个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人们在对目标的追逐中抛弃了自己，或在目标丧失后丢失了自己，……谁在生活中看到了“我”？

谢文：
西西弗的存在是有意识的存在，“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他在痛苦面前一直没有失去自我；但福贵和许三观就不一样了，他们没有抗争，没有挣扎，对自己的痛苦处境没有意识，对自己身上的伟大品质也没有任何发现，他们只是被动、粗糙而无奈地活着；他们不是生活的主人，而只是被生活卷着往前走的人。无论是徐福贵，还是许三观，他们都是被命运俘虏的人，他们没有任何能力承担命运的变幻无常，也没有任何一刻有“痛苦的清醒意识”。——对于这样毫无存在自觉的被动生存者，他们有什么幸福和快乐可言呢？


11）
赵文：
只有作家自身以平等的心态去体己人生，才能通他人之悲欢，真正体察人类的生存境况，从而写出深刻动人的作品。余华作品中的“人”失踪了，却也暴露了深埋的“根”。

谢文：
作家首先要作家首先是要进入这种本质性的痛苦体验中，接着才是寻求痛苦后面的出路。——一个作家出示什么道路来解决苦难(痛苦)对他的折磨，自然就成了检验他的心灵质量的重要标尺。


12）
赵文：
不妨再提卡夫卡。他的饥饿艺术家会因“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而放弃饮食，《诉讼》中无端被处决的K人虽死了，“耻辱却依然存于人间。”一再瞩目西方的余华难道没读出个中滋味？

谢文：
《饥饿艺术家》里的艺术家拒绝进食这个行动本身是“事实”，但他说“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时，就是发表“看法”。——这个“看法”对小说太重要了；还有，《诉讼》中K被无端处决是“事实”，但他死后，卡夫卡接着说“耻辱却依然存于人间”，这同样是“看法”，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看法。在我看来，卡夫卡正是通过这些经典的“看法”影响他身后的作家们的。


13）
赵文：
在卡夫卡笔下，不可能成为可能的趋向。而余华笔下，可能走向了不可能。他把生活写死了。他像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津津乐道于“已有”、“我执”，岂不知早有所失。只是沉入恐怕不行，重要的还是跳出。弄不好，作家与作品，说不定会两败俱伤。

谢文：
余华忙于在福贵和许三观身上堆积“事实”的结果，是将一种可能的生活彻底写死了，写成不可能的了……因着福贵和许三观对自己的生存没有了任何“看法”，读完小说之后，我们对他们俩也就失去了任何想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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