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网俱乐部

　　作者：【谢有顺 】 发帖时间：2003-04-29 06:44:31
　　发言内容：谢有顺将起诉赵月斌
　　
　　
　　谢有顺附言：赵月斌先生攻击我剽窃的文章贴在网上后，是几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后，我才在“世纪中国·世纪沙龙”上看到的。其实这件事我早几天就私下知道了。朋友们劝我回应一下——当然，我还做不到大度到连回应的权利都放弃。但我确实手头有急事，需赶书稿给人——已经违背合约数个月之久了，不能再拖，故无法抽出太多时间来应付和考证，在征得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义勤先生的同意后，我将我这两天和他的通信粘贴如下（里面有我的举证，请朋友们一定留意我的证据文章的发表时间哦！），作为我的回应——因为这件事最早是义勤先生好心告诉我的，我在月斌先生还没贴出此文之时，在给朋友的私信中说的话，应该更可信才对吧。而且，我认为，这些言辞足以表明我的立场、观点，也足以反驳赵月斌先生的无稽之谈！
　　至于义勤先生的话，你们就当作为我的信作转承起合之用吧，他对我的袒护之词，你们可不必放在心上，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理性和良知来判断事情。多谢！谢有顺，29日凌晨2：55分。
　　
　　
　　有顺兄：
　　近好吗？在非典疫区，请务必注意安全。
　　有一事相告。咋天，我收到我们枣庄的一位青年作家赵月斌的两封MAIL，他说了一件事，他说兄之大作与他在网上的论文内容相似，要我判断。我当即给他回电话，表明了两个意思，一我们没有读过他在网上的文章，暂时不便表态；二，我个人相信兄的文章与他网上的文章不会有什么关系。三，不管任何情况现在都先到我这儿为止，等我有了判断再跟他研究处理办法。
　　今天，我看了两篇文章，觉得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已经给他回了MHIL，他晚上可能会给我回电话或信，有什么情况再通报兄。
　　为了慎重起见，我把他发来的有划线的两文转发给兄，兄有什么意见也请告我。
　　义勤4／26
　　
　　义勤兄：
　　非典时期，甚是挂念朋友们。你多保重。
　　多谢来函。此事三天前有一个我并不认识的人发信给我（他也没留姓名，但我估计不会是月斌先生），和我提起过，说到我们两文有相似之处，当时我忙，也没来得及细看。
　　这位好心的朋友可能是想说别人有参照了我的文章的意思，我还专门写了封回信，劝他别这么说——你知道，我历来与人为善。现在看来，我的想法是可笑了，接你的信后才知道，是别人说我抄袭了他呢。我把意思完全理解反了，反而去劝说别人不要在这事上做文章，免得以为我在借此生事。想来真有点好笑。
　　当时的信在信箱里存了份底稿，现在我将我们的通信全文发你一看：
　　
　　From:汪 张
　　To:xieyoushun@vip.sina.com
　　Subject:一个疑问
　　Date:Thu, 24 Apr 2003 15:20:21 +0800
　　谢有顺先生：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和您那篇“余华论”非常相似，不知是不是抄您的？特附该文于后，请您核实一下。以便予以揭露。
　　
　　　　　　　　　一读者,2003,04,24
　　
　　我的回信是：
　　你好！
　　转发来的这篇文章我认真看了，是一篇很不错的文章，颇有创意，对我也有启发，就是不知作者是谁。
　　但兄言及“抄”一词，显然言重了，我们两篇文字各有所长，但立意和构想却有着很大不同，最为相似之处就是我们共同引用了几句经典名言，这最多就是互相征引，共同使用一些材料，而且这几句话其实也不是生僻的话，都是写文章的人常用的，并不希奇。兄千万不要再言及抄不抄的，这样会把一个人变得似乎斤斤计较似的，总是不好。
　　其实余华作为一个被研究得最充分的作家，对他的许多看法，评论界似乎都有共识，这些也不新鲜了。
　　记得1992年底，我还是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时，就写过一篇余华的评论，1993年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就谈到了一些类似的想法；后来我在长达几年的先锋小说的研究中，都对余华有过各种阐释，但也都不一定说得到位，到我这篇“余华论”，已经比较成熟些了，尤其是指出“遭遇不是生存”、消解苦难等命题，应该对余华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我还没想得更深刻一些。
　　感谢你的厚爱，有这次的联系。看得出兄是个关心文学的人，交个朋友吧。
　　再联系。
　　谢有顺，24日”
　　
　　——当时以为这事就过去了，现在接你来信，觉得事关重大，罪名也太大，我想得认真说一下，免得误解越来越深。因为文字这东西，白纸黑字在那，是可以一点点说清的。
　　你这位朋友说“我觉得两篇文章不但文字有大面积雷同，主旨也没多大差别”，这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的，这两篇文字是摆在那的，大家都可以细读和比较的，何来“文字有大面积雷同，主旨也没多大差别”一说呢？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而他还说“谢文无非是弄了两个唬人的名词”，却太轻视我的智慧和劳动了，口气也大了些，我毕竟写文章也有十几年时间了，恐怕并非“弄了两个唬人的名词”就混饭吃的人，关于余华，我1992年底，还是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写了研究文章了（发表在1993年的《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之后也在各样的研究先锋小说的文章中论述到余华的方方面面，这都是兄所知道的，我并非2001年写“余华论”这文时才第一次发表对余华的看法的。
　　不过我并不是在为月斌先生的语气而计较什么，我理解他的心情，但我想，如此说话，总是口气有点大。
　　　　”
　　月斌先生此文，正如我在给那个陌生朋友的信中所说，“颇有创意”，但我写作余华论那文章的时候，确实没有印象读过他这篇文字——你知道，我们这样的人写东西，参考的文字多半是杂志或书，少有会想到去网上看文章的，而且也确实不知道该去哪个网站才能看到学术文章。直到现在，我上网除了收发信笺之外，几乎都没去哪里溜达，确实没时间，对网络也很不熟悉，为此，我的同事们还经常笑我呢。这点，洪治纲兄比我们强多了，他好像还经常去看些新闻什么的。
　　至于月斌先生在两文中划出的部分，我也认真读了，可我除了读到的共同引用余华和其他几个人的话之外，并没有察觉出二文有什么共同之处呀。月斌先生可能以为他引用过余华的话，我就不能引用了，否则就只能算抄袭，这不仅不符合学术的常规，而且，月斌先生可能不太清楚，余华的这些话都是很出名的，几乎每篇研究余华的文章都会引用。余华谈写作的文字本不多，加上他的话个性鲜明、观点新颖，也很容易挑出来的，甚至可以说，余华的这些观点，只要对余华有兴趣的读者，几乎都是耳熟能详的——可月斌先生以为这些是他发现的，显然有点误解了。
　　更重要的是，看两文的注释部分就知道，我和他所引用的余华的著作的版本都不一样，他用的中国社会科学版的余华的文集，我用的是余华的《我能否相信自己》一书。
　　这些，我想一说就明白的东西，不需多言，免得浪费兄的时间。
　　
　　那么他最用力去证明的是，我们共同引用了卡夫卡、叔本华、加谬、李泽厚的几句话，这同样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我还得解释几句，反正电脑写字快。
　　卡夫卡就不用说了，兄知道我对他情有独钟，几乎每篇文章都要说卡夫卡，这已经成了我的毛病，对卡夫卡的作品，我绝对是比很多人都熟悉的，他的“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和“耻辱却依然存于人间”这些名言，我是不要经过大脑都可以记得起来的，呵呵。但为了证明这话确实是来自我自己的心得，我得举出证据来（我举的证据都用1999年底以前我自己发表的文章，比月斌先生写那文章的时间要早，这样才有说服力）。你可以看我在《小说评论》1997年6期发表的《写作与存在的尊严》一文，里面有这样一段话：“《饥饿艺术家》所进行的斗争是难以言喻的：‘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您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这样的惊人段落没有为卡夫卡生前带来任何名望，却为他死后带来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尊严。”这个时候，我就已经直接引用并探讨了“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这句话，难道真的像月斌先生所说，我是通过他的文章才知道这句话的么？！同样是这篇文章，我接着说：“或许我们还可以追想一下卡夫卡《判决》中Ｋ的遭遇，这个人被莫明其妙地逮捕，且诉苦无门，可他也从未想过用一种更有力的方式（如反抗）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他那到处奔波找法官，找律师，找法院的过程，表征现代人失去了起而反抗那使他遭受不幸的人的能力。有一个细节是重要的，在教堂里，神父对Ｋ高声叫道：‘你难道什么都不明白吗？’神父这种有失中产阶级神职人员体统的尖叫，体现了一个有深刻尊严的人对于另一个人的焦虑与不安，关怀与担忧，可这并没有唤醒Ｋ内心的生存勇气。最后，当那两个死刑执行者递给Ｋ一把刀，让他自尽时，Ｋ那点存在的尊严可以说是丧失殆尽了──他甚至不能了结自己的生命。这是一幅真正让人沮丧的图画。看来，尊严的维护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是不是说出了“耻辱却依然存于人间”的意思？！嘿嘿，这是我1997年的观点哦，比月斌先生早了近3年时间！
　　而兄也知道，对叔本华这些有存在感的哲学家，我历来是喜欢的，我的文章中也没有少引用他的话，而且，我和他所引用的，多少也不一样，且用之说明的东西也不一样，这也是从文章中可以看出的。
　　加谬的话，两文也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无需多说，因为加谬也是我每篇文章几乎都要谈及的作家。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关于西西弗，关于受难，关于《西西弗斯的神话》里的那几话，我早在1996年（早月斌先生3年有余，呵呵）写的《我们时代的恐惧与慰藉》（载《花城》1996年5期）一文中就论述到了，原话和我这次文章中说的很相似，一并引用如下：“如果绝望是我们所不要的，那我们的路似乎只剩下一条了：苦熬，受难，生存的希望或许能够从受难中出现。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的开头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这样认为。自杀是对死亡的妥协，回避，只有受难是真正为真理而斗争，是人为自己争取生存权利的唯一道路。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加缪表达得最多的也是受难的意义，而不是自杀。在永无止境的推石上山的受难过程中，西西弗斯‘嘲笑神，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热情，这些使他战胜了不可言说的惩罚’。西西弗斯是一个反抗的神话，受难的神话，……‘他们在苦熬’！福克纳这句话准确、深刻地表达出了现代人的悲凉境遇。尽管加缪告诫我们说，‘应该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但西西弗斯有什么理由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呢？他也是在‘苦熬’而已！如今，我们也在苦熬，也在成为某一部悲剧的主角，那个幸福的人、欢乐的人无法在我们时代重新出现了，我们注定要在苦难中前行，像约伯一样，边刮毒疮边赞美，在恐惧和颤栗中期待安慰者的到来。”（也可参见本人的《活在真实中》一书第287、288页）
　　——我在这说的，比月斌先生引用的那几句加谬先生的话，不仅更多，而且更深刻！呵呵，我的1996年呀，幸好你引用了这几句！
　　还有他划出来的我的文章中与李泽厚的话有关的这段“中国文化推崇“天人合一”，强调人必须与“天”相统一、协调、一致、和睦，所谓“参天地，赞化育”，但这个“天”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显得非常空洞，并没有哪一个神圣实在与之相对应，最终，“天人合一”就合一到了“人”那里，“天”实际上是缺席的。”，按月斌先生的意思，也是我抄他的了，可这段话也同样出自我1996年（又是1996年！哈哈！）写的《我们时代的恐惧与慰藉》一文，几乎和我那文章中的话是一样的（有电脑了就是方便，剪切一些就是了，呵呵）：“古代中国人强调“人”必须与“天”相统一、协调、一致、和睦，所谓“参天地，赞化育”，但中国思想中并没有哪一个神圣实在与“天”相对应，“天”显得非常空洞，最终就把“天人合一”理解成了“自然的人化”，结果是“人”，而不是“天”。（见《花城》1996年5期，又见本人的《活在真实中》一书第282页）——呵呵，这话也是1996年我就发表了的。
　　至于李泽厚的那段话，也是名言了，不足为奇，我早看过，也抄过，但为何两文引用的格式一样呢，这是我在这个事情中最困惑的地方了，也许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我要引用这话的时候，我在网络上用李泽厚的名字和相关的关键词搜索过了——这办法我倒是常用（现在也推广给你），一旦要引用的话能在网络上搜索到，那就可直接复制过来粘贴上去，免得重新打字，麻烦（偷懒也）。或许，当时我搜索到了这段话（也许是月斌先生文章中的，也许是别人文章引述他文章中的，或者是别人文章中的，我真的记不清了），就顺手粘贴了（我刚才还去翻了李泽厚的这本书，他的那些话我早些年看的时候就划过了的，其实别人也老引用他这话）——可这也不能算我的什么错吧，引用的话，共用太也寻常。
　　
　　哎，哎，解释这个太也憋气，其实不必解释的，学术的常识么，别说这些引文有我自己的出处，就是这些引文是征引别人的，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哎，不说还得说，无奈，就当作瞎聊天吧。
　　
　　真正需要解释的，是月斌先生划出来的，但非引用部分的话，可那些话我怎么看也看不出有相同之处呀，是指意思相近？可那些观点可都是我多年前就有的，并不是别人启发我的。最相近（不是相同哦）的也不过是“余华忙于在福贵和许三观身上堆积“事实”的结果，是将一种可能的生活彻底写死了，写成不可能的了”这一句——可这句我是从马原的文章中读到的大致意思（注释里也有注明）。其余的呢，并没哪些句子是相同的（哪怕有一句相同我也心甘呀！！）。月斌先生潜在的意思可能是说，我也在文章中说到了死亡呀，苦难呀，存在的盲目性呀——可义勤兄你知道，这些都是我多年来基本的思考问题和用词，十年前就想这些问题了。但我不想一点点解释了，想睡觉了，我只举出几例比月斌先生写文章的时间1999年要早得多写的文字，其中的观点我早就表达过了：
　　
　　一、 见拙作《小说：回到勇气》一文（载《小说评论》1996年4期，又见本人的《我们并不孤单》一书第133—139页）
　　（你估计没时间看全文，我节选一些，若再要简便，就看划线部分吧！）：
　　
　　苦难是无法忘记的，死亡的威胁是那样沉重地压迫着我们。这是一个需要付出代价来做人的时代。我们正在被这个时代粉碎。到处是我们的碎片和欲望的喘息声，许多人没入了虚无主义的深渊，奄奄一息；许多人正在用性或者其他感官享乐来吸毒，还有少数的人，像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一书的结尾所说的那样“他们在苦熬”（They endured）苦熬，这需要多大勇气啊！……他们在苦熬。谁在苦熬？谁来安慰苦熬者？这都是有勇气的作家所做的事，有意义的事。和卡夫卡这样的绝望主义的弃儿不一样的是，海明威、加缪、福克纳等人是苦熬者。他们对人还存在着微弱的信心，所以，在他们笔下出现了西西弗斯（《西西弗斯的神话》）、黑人（《熊》）、本德仑一家（《我弥留之际》）、老人（《老人与海》）等受难英雄。这种在苦熬中建立起来的生命自信（中国的鲁迅也有这种生命自信的思想），使他们的作品充满殉难的光辉，感人至深。福克纳一再表达“人是不可摧毁的”这一思想，……福克纳为挺住绝望，付出了巨大的勇气。
　　如果绝望是我们所不要的，在苦熬中受难似乎是唯一条道路了，只有它，能够保持人和艺术的某种高贵性。这种我称之为苦熬（受难）的文学在中国还是相当罕见的。中国作家的写作似乎从来都是很轻松的，在他们那里，找不到福克纳式的坚韧不拔的勇气。所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作家所体验到的幸福、自由、高尚等都是廉价的，因为中国省略了西方文学中常有的受难的形式。真正感人的幸福、自由、高尚从来都是有代价的。让我们回忆一下福克纳的那句话吧：他们在苦熬！它是多么令人辛酸和伤痛。
　　苦熬不是血腥的战斗，不是以恶抚恶，以牙还牙，所以，它不是张承志、张炜那种伊恨的愤怒，在中国小说界，它似乎更接近这一部分余华的《活着》、《在细雨中呼喊》，格非的《欲望的旗帜》，王安忆的《我爱比尔》等。《活着》中的福贵是一个忍耐的神话，接踵而来的苦熬遭遇使他学会了珍惜生命、爱和家庭的温暖，当他将苦难都默默地承担下来的时候，我们在他身上读到了一种屈辱的高尚甚至，因着与春生的友情，他失去了为儿子的死而悲伤的权利。我现在还能记起，上中学的有庆提着鞋光着脚Ｙ在雪地上奔跑的情形，还有每天夜里福贵在家与有庆的墓地之间往返的蹒跚身影，使我们知道了活着的艰辛。为了继续证明生命中对活着的热爱和无穷的忍耐，余华最后让福贵在和牛在一起的劳作中获得一种受难后的淡泊（欢乐是谈不上了），一切的苦难记忆似乎都隐藏到了心灵的深处，只能如此了；《欲望的旗帜》中的曾山与张末，都像赶赴一次次宴会一样奔向理想中的爱情。爱情，它在这个像“欲望的加油站”一样的时代里存在的可能性是什么？不再有喜出望外的爱了，只有为爱而苦熬。苦熬的结果，曾山也只得到一次只响了两声就断了的电话，而张末则茫然失措地徘徊在站台上，想象中的爱并没有再度发生；爱在王安忆的《我爱比尔》中同样也不可能发生。自从爱人比尔离弃后，在阿三身上，只有性，没有爱了。也许，阿三所热衷的性的交往，是为了让期待中的与比尔相爱的故事两次发生。可是，一个只要性的时代，爱成了梦想，为爱受难是遥遥无期的了。我喜欢这三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内心的坚韧，向苦难进发的勇气，以及拒绝在俗常事物中受安慰的坚决。与某种虚假的乐观主义比起来，我更愿意亲近受难这种精神形式，它能够再现生命的辉煌。
　　受难来自生存中的不幸、残缺和死亡的威胁。一个作家向这些事物挺进到什么程度，就意味着他有多大的勇气和信心。在我们这个能为我们提供巨大的精神消解机制的时代，有谁在为生存的尊严挺住？有谁来告诉我们不幸、残缺和死亡在何种程度上是有意义的？是因为它们的自我完成还是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对慰藉的吁求？我读过了太多温情的小说，有智慧的小说，现在我严肃地说，我拒绝再阅读它们，拒绝在阅读中实现这种轻松的转换。我们现在的文化境遇，不是要求作家转离苦难去亲近一种浅表的、乐观的生活，而是要求作家回到内心，回到对苦难的体验，这种沉重的体验是必须的。文学至少要让人类明白两个事实：一是发现人类的缺陷和不完美（它其实更多的是哲学家在做这件事），二是这种缺陷和不完美所带来的苦难是人类所无法承受的。认识到了这个严厉的事实，才算是真正为时代而写作。在这个事实面前，大部分的作家都退后了，他们情愿被腐朽的经验蛀空也不愿回到受难的立场上来，因为这需要苦熬的勇气。只有像约伯那样的人物，在炉灰中边刮毒疮边赞美，不断前行，最终才成了真正的受难英雄。（见《旧约.约伯记》）加缪、福克纳、海明威等人容忍了全部苦难，并着手在这个苦难的废墟上将人重新建立起来，（加缪靠的是西西弗斯式的蔑视惩罚与神明的反抗精神，福克纳靠的是“人是不可摧毁的”忍耐能力，海明威靠的则是“老人”那种打不败的斗争精神。）它一度是那样让我们感到激动而真实。我上面提到的《活着》、《欲望的旗帜》、《我爱比尔》这三部小说，就已经在靠近这种边缘。
　　……
　　让我们正视这个现实吧。不要以为这是危言耸听的话，它确实存在于我们的身边，作家不应该像一般公众那样盲视，他应该首先看到存在的不幸到了什么程度。苦熬已经不够了（因为人不再有那一种坚强的信心了），还要再加上期待的勇气：相信我向苦难的深渊挺进时，慰藉终会出现。必须有付上这一代价的勇气。让我们再来回想那个在苦熬中前行的约伯，在人看来毫无指望了的时候，耶和华却在旋风中向他显现，约伯于是在炉灰中懊悔、赞美，这种受难后的辉煌是人类希望的寓言，它是由无数的勇气换来的；还有基督背负十字架到各各他，以无罪的代替罪的方式受死的刑罚，所提出的十字架的希望才显得真实可信，因为这些希望是用他的生命（以受难的方式舍弃）来证明的，这是生命的勇气，存在的勇气。他们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期待，慰藉从苦难的隙缝中惠临，这是多么的动人。
　　……
　　
　　二、 见拙作《小说：回到当代》一文（载西安《小说评论》1995年5期）：
　　
　　“余华的《呼喊与细雨》中有这个内在命题，比如“我”父亲盼望做死者的英雄父亲和祖父之死、老师惩罚“我”等细节，主获得了一种心灵深度，可这种心灵深度到《活着》就置换到外面来了，福贵所经历的一次次生死事件，都有激烈的外在冲突模式，这样，心灵的体验反而没了。只有经历没有体验的小说，只会赚读者廉价的眼泪，其冲突不会持久在读者的良心里面。”
　　
　　三、 见拙作《乌托邦及其待解的问题》一文（见拙著《我们内心的冲突》106、117页，该文最初以《重返伊甸与反乌托邦——论先锋小说的转型》为题，发表在《花城》1994年3期，后收入书时略有修改。）
　　
　　“当余华写下《活着》时，人物的命运感及对苦难的主动承担这些母题就坚定地来到了余华的面前。……我想到了余华的‘呼喊与细雨’，想到了福贵（《活着》）与许三观（《许三观卖血记》）对苦难的超然承担……”
　　
　　四、见拙作《再度先锋》一文（见拙著《我们内心的冲突》145、153页，该文最初以《先锋小说再崛起的可能性》为题，发表于《山花》1995年2期，后收入书时略有修改。）
　　
　　“就连余华的《活着》这样优秀的小说，也从《呼喊与细雨》中退了一步：他为了写透一个人的命运，不惜在福贵身上加强激烈的行动性来强化他的悲剧性命运，打动我们的更多的只是事件自身的残酷性，而我更欣赏的是《呼喊与细雨》中内在的体验。事件的痛苦、遭遇的痛苦是可以虚构的，唯有内在的人格痛苦才代表作家自己。艺术如果从存在的痛苦中退席，那就是艺术的自杀。……余华表现为把人物置放到人性的基本防线之下来审视，特别是他《活着》以前的作品，余华特意在小说中剔除了善的、温情的一面，只剩下恶与丑陋的一面，所以，他小说中的人物时常充满形而下的冲动，它的性质是黑暗而迷乱的。余华的用意在于，通过对反面人性的暴露，来提醒人们对自身潜藏的罪恶加以警惕，因为在一个失去价值约束的时代里，人的存在是一个地狱。许多人在读余华的小说时，都觉得余华是冷酷的，其实，余华的内心是热情的，所以，他才在《呼喊与细雨》中出示了一种微弱的“呼喊”，在《活着》里出示了一种朴素的高尚。在余华看来，人心里潜藏着另一种素质：爱心，同情，正义感，以及对苦难坚韧的承受能力。他把这些看作是人的希望所在。余华并不想倾听一个外在声音来拯救人的存在，他所提出的答案是人自身所固有的能力与品质。”
　　
　　五、见拙作《历史时代的终结：回到当代——转型期的先锋小说》一文（载《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2期）：
　　
　　“……写作的兴趣一旦落到外面，……小说中的人物也只是一个经历的人，而非体验的人，就像余华的就像《活着》中的福贵一样，外在的死亡经历不断增强，他内心的死亡体验却更加轻飘，以至进入到一种淡泊状态中，完全消解了生存之痛。余华对生存苦难的理解，还停留在时间的残酷性这一层面，使得他在《呼喊与细雨》中获得的内在的绝望体验，到了《活着》又置换到外面来了。……余华是先锋作家群落中第一个将现实放在存在领域里进行表达的，其中绝望与苦难是余华的现实立足点。”
　　
　　
　　六、见拙作《寓言话语与先锋小说深度空间的闸释》一文（载《艺术广角》1993年1期）：
　　
　　电脑上没有电子版，不想打字了，可参见当期杂志。
　　
　　七、见拙作《关于世纪末文学的对话》(与北村对话，载《文论报》1995年7月1日)：
　　
　　没有电子版，不想打了，可参见本人的《我们并不孤单》一书第164页。
　　
　　八、 最后，我再贴一篇我1992年发表的论述余华的论文（该文原题为《绝望审判与家园中心的冥想——评余华的〈呼喊与细雨〉的生存进向》，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2期，后收入拙作《我们并不孤单》一书时题目和内文略有改动，见该书第193—205页），也可参考，其实，“余华论”一文的许多观点，我1992年就想到了，但不够成熟——这文实在写得不怎样，要不是考虑到要解释这事，我是决不愿意将自己1992年写的文字再拿出来丢人现眼的，毕竟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写的么。
　　
　　绝望的判词
　　
　　谢有顺
　　
　　再也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让人战栗了，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
　　
　　——《在细雨中呼喊》
　　
　　1991年底，余华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发表，可以说是新时期小说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是对先锋小说多年来的艺术经验的一次有力总结，并由此向我们预示了一个新的小说时代正在远远到来。迄今为止，在新一代小说家中，只有余华，才能如此全面地向我们展示小说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与精神限度；也只有余华，才能将小说的长度与小说的容量如此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当我们面对了过多令人气馁的作品之后，《在细雨中呼喊》对我们无疑构成了持久吸引力。这里，要用简单的语言说尽它的魅力是困难的，但是，至少我们不应忘记余华关注生存的坚定容貌：绝望，恐惧，而又充满迫切的家园梦想。
　　
　　1．苦难的边界
　　
　　一开始，先锋就把笔伸到了人类生活的黑暗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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